黄国珍
国内一些大城市为了治理交通拥堵,实施车牌限制措施。以北京为例,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小客车配置指标,2011年上牌总数为24万辆,平均每月2万辆,其中个人指标只占88%。上海市则采取私车牌照拍卖制度,一个车牌价往往要三四万元。
交通拥堵,要区分总量拥堵以及个别时段、个别区域和路段拥堵。分类治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少国外城市,汽车总量并不比北京、上海少,但拥堵状况要好得多。其中奥妙,一是交通秩序管理比较科学规范;二是治理拥堵的针对性措施比较见效,比如对进入一定区域的车辆征收交通拥堵费。
根据国际市制,市是一种城市型建制,县是广域型建制。县是面,市镇是面上的点。由于我国普遍实施“市管县”体制,大部分城市都不是都市型区域,而是广域型区域。也就是说,虽然名为城市,但管辖着大量的农村。北京市下辖16个区县,只有3个区之下彻底没有“乡镇”,其他均为乡镇与街道混合设置。交通拥堵,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里面的情况截然不同。城区尤其是核心区,车水马龙;郊区尤其是农牧区,“车”迹罕至。如果不加区分地限制车辆,必然对正常的交通需求以及消费需求形成不良的抑制;同时,由于没有解决郊区通勤问题,而难以真正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跟通勤率、通勤半径有很大关系。一辆车如果只在乡村跑跑,从来不进城,它对于城市拥堵的危害几乎没有。但是,现在这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由于限车,原来到郊区买房、开车进城上班,也变得不可行了。郊区房子是便宜,但没有车牌不行。
所以笔者以为,我们很多政策都是城乡分治,限车为何不可以“城乡分治”呢?对城市尤其是核心区域,可以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对农村区域则可以采取相对优惠的车辆购置政策。以北京为例,二环之内,分单双号限行;二环之外到五环之内,按目前的“五天限行一天”制;五环之外,则不限行、不限号。以上限行再配以时间段、拥堵费等政策组合,应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事实上,北京市自1998年12月至2009年4月,曾经核发过郊区牌照90万张。只是后来随着城乡差异逐渐减小,城乡流动日益频繁而停止。近几年,有不少人提出郊县出租车概念,也就是只在郊区县域内经营的出租车。出租车的号牌比普通车的号牌限制更加严格,所以导致郊区出现大量黑车,郊区出租车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分治,与所谓地域歧视无关,在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差异化则是科学分类管理的一种技术。
如能实施城乡分治,则郊县的交通需求能得到充分满足,农用车辆不必受城市拥堵牵连而无法上牌,赛车以及其他用途的车辆也不必去轮候号牌,尽管挂在郊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重新调整消费方式,买一辆大排量的郊区车,存放在郊区,供旅游和长途使用;平常只在城市内开小排量车,既满足代步需要,又环保和节约开支。人们也可以到郊区买房居住而到城市工作(车可开到就近的地铁站)。
总之笔者认为,城乡分治,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好办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回顾“十一五”,再展望“十二五”,所以具体提及汽车业的并不多,仅有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与汽车行业密切相关的话题较去年下降13处,致使今年仅为10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