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2月21日 13:52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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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购车摇号制度实施进入第二个月，申请人数在上月的基础上增加了将近10万人，连同上月没有中签的16万人，一起争夺1.8万个额度，这意味着中签的概率进一步缩小，显然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强了。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中签的“分子”不变，而摇号人数的“分母”却像“雪球”越滚越大，必然是幸运的人是少数，失望的越来越占多数。

对比同为一线大城市的上海，最近两月车牌照投放额度只有七八千个，而投标人数也就两三万人，中标的比例显然比北京要高得多。这说明，第一，在生活方式选择上，北京人对车子的追求更强烈，而上海人因用车需求长期受压抑后，已不再那么强烈；第二，上海的公共交通状况相对比北京方便，特别是世博会的举办使其更有大的改善；当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京沪限牌的手段，一个是“有价”，一个是“无价”。上海是拍卖的办法，一张“铁皮”竞价三四万元，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值”，便望而却步；而北京是无价摇号，摇到了算走运，摇不上也没损失，“不摇白不摇”，所以有人即使并不迫切买车，也会积极报名申请，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说上海设的是“经济门槛”，那么，北京的办法我们姑且称其为“机遇门槛”。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分配手段不外乎三种，除上述两种外，最简单易行的就是“行政分配”，用政令规定什么人能买，什么人不能买，这不仅包含了很大的社会不公，而且容易滋生腐败，显然不可取。

在中国，最初对轿车使用的规定是按照人的身份划分的，基本上把平民百姓屏蔽在轿车使用权之外。改革开放之初，轿车价格极高，而人们的收入很低，所以买车与普通百姓也没有多大关系，那时候，我们倡导轿车降价，使其和平民百姓“近距离接触”，让更多人买得起车，即“轿车进入家庭”。随着经济的发展，车子资源供应越来越丰富，同时人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两相夹攻”，普通家庭购车成为一种潮流。现在的情况是，汽车资源越来越多，想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而支撑汽车发展的资源却捉襟见肘。资源短缺，供需矛盾尖锐，就不可能不设门槛了。所以条件发生逆转，管理当局对购车的态度由鼓励到限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比如，冬天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温暖的阳光[综述 图片 论坛]，都想去温暖的地方，在偌大一个中国，也就只有三亚一个地方，全国13亿人能不能全都涌向三亚？当然不行，那就得设置“门槛”，也就是钞票，谁有钱谁能去，或者说，谁钱多谁能去，这似乎不公平，但只能如此。再比如看演出，大家都想有一个好座位，但剧场里的座位是有限的，每个位子的观赏效果也是不同的，怎么分配？一是不同位置不同价格，二是比先来后到，反正所有人坐在同一位置肯定是办不到的。

同样每个人都想有房子住，而且都想住大房子，位置要好、环境要优越。依照“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住房权利，都有权住同样位置、同样大小、同样环境的房子。但现实中，住房却有远有近、有大有小，环境有好有差，怎么办？设置不同的价格，所以北京二环内房子每平米达到5万元，三环内3万元，四环内2万元，这也就是一种“门槛”。

同理，每个人都有享受汽车的权利，但如果北京一人买一辆车，就是1900多万辆，且不说在哪里开，先说往哪里摆放？所以同样做不到让每个人都能同时买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规定谁有权利买车，谁没有权利买车，就只能通过设置“门槛”的办法，把一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过滤”掉。

实际上，世界上从来就不是每个人的每一个欲望都能满足，理想的公平和实际的公平，并不是一码事。“机遇门槛”可能比“经济门槛”更公平。因为相对而言，上海高昂的车牌拍卖价格是把钱少的人屏蔽掉了，实际是一场财富比拼，比的是谁比谁更有钱。北京的摇号办法，对购车人则没有贫富、职业、级别的限制，在牌照前，亿万富翁和普通百姓机会均等。

至于说，因为摇到号不容易，中签者往往一步到位，买车高档化，其实，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实际需求量入为出，比如一个毕业没几年的“白领”，又有了小孩，还要还房贷，会倾家荡产去买豪华车，让生活难以为继吗？

北京规定二手车不能带牌销售，防止通过倒卖二手车谋取差价，堵了投机倒把者的后路，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这个规定值得肯定。不许二手车带牌销售，就如同火车票实名上车，使其不能随意转让，不然，参加摇号的恐怕就不是30万人，而是300万乃至更多。所以禁止二手车带牌销售的制度不能放松，否则整个摇号制度就崩溃了。

我们此前说过，发展汽车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改善人们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所以看待汽车业的发展，也要站在国民经济和全社会的高度，跳出汽车行业看汽车。(作者系中国经济网汽车频道总监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