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三)——对中国汽车工业三个案例的研究(2)

2012年03月02日 13:49
来源：汽车周报 作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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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通过年度的以及不定期的评价进行，衡量标准涉及面很广，包括政策的稳定性、净利润和毛利润，就业，雇员薪酬，税收贡献，市场份额和出口等等。然而，没有任何一项衡量标准与技术业绩相关。公司高层认为原因是：“领导们非常忙，负责上千家企业，做轮胎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能够期望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能够指望的是自治和支持。”

从企业内部的关系看，技术员工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有相对较高的薪酬。薪水由两部分组成：基本工资和业绩工资。车间工人的薪酬是根据他们的资格和工作量、技术要求和工作危险性制定的；技术雇员依据他们的技术等级、经验和工作职称有一些特殊的奖金，项目领导人每个月有补贴，企业还对产品开发/创新，操作工作的改进、降低成本等等改善项目给予奖励。奖励委员会主要由高级工程师们和来自研究院和大学的专家们组成，企业高管不参与选择过程。

贵州轮胎同样也寻求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机会。目前它与中科院和青岛科技大学都有正在进行的项目，并且根据合同，贵州轮胎拥有最终知识产权。同样，贵州轮胎依赖海外来的退休专家，来解决那些较困难的技术问题。

目前来看，贵州轮胎仍需解决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手工操作工人和低级行政人员越来越多；二是品牌知名度不高；三是缺少基本的研发能力。

从三个案例探究技术捆绑

和分拆技术战略的优劣

在公司治理环境中，有三个要素会影响企业在技术能力建设上的行为：参与性（即监管的介入深度）、专业性（即管理以及监督的专业能力）和包容性（即监管需要包括引进创新和商业利益相关者）。

从典型的中国式国有企业着眼，我们发现在管理官员中间缺乏深度介入和专业性，并且雇员和其他股票持有人的参与性差。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尤其是得到中央政府重视的企业，的确可以享受大量银行低息贷款，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国有企业的技术捆绑战略。我们发现第一个案例与这个预期非常符合。

上海汽车有限公司企业治理结构值得考量。空降到公司任职的政府官员不具备必要的行业专业知识，并且不久之后还会被调走。管理者们派到岗位上带来的任务，要么是提高生产能力，要么是提高利润，无论如何，两者都是量化指标，是高度可视的、非常容易度量的指标。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监管机构也没有足够的专业经验，企业选择从跨国公司合作伙伴那里引进捆绑的技术就很容易理解：既现成可用，又很快见效。上海汽车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对预算考虑太多，因此，它不但可以买技术，还可以购买拥有技术的组织。但现在，他们被类似奇瑞那样的对手威胁了。

与上海汽车相反，奇瑞走了一条大规模获得分拆技术的战略道路，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成功的。如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解释这个现象呢？显然不是监管官员们具有特别的专业能力。无疑，奇瑞从芜湖和安徽最高地方官员那里得到了很多重视，然而他们缺少专业知识，他们所做的是，不怕麻烦地找到合适的人，给他时间以及资金。

奇瑞的市场位置与它短缺的资源是相称的：他们从市场的最低端开始做，低价格车型受到欢迎。在企业内部，高管能够专心建立与雇员和供应商之间的牢固关系，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比，这里员工的专长和投入得到珍视，他们的潜力得到了开发。奇瑞的成功对SAIC的战略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已经看到，最近SAIC通过购买拥有技术的企业而获得外国的技术，并且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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