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能源危机,汽车行业正在新能源汽车上寻找自身减排的突破口。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4日公开表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有望在上半年公布。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就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十二五’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黄金时期,如果不加以利用,“十三五”期间恐怕国外的产品和技术就会大规模进入。”欧阳明高表示。
在欧阳明高看来,新能源汽车现在面临的价格偏高,缺乏商业模式、技术欠缺等问题都应在“十二五”期间得到积极解决。
单一补贴政策不利产业化
《21世纪》:我国在建立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任务应是什么?
欧阳明高:中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自主创新。每个国家或地区制定其政策都有其首要任务。我们和欧盟、美国、日本都是不一样的。欧盟是以二氧化碳减排为导向的,美国是以摆脱石油依赖为目标的,而日本则是以产业竞争力为目标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总体挑战最大的是自主创新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新一轮经济转型的核心是自主创新。尤其是对于新能源汽车这样的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上来之后,可以实现以自己的为主导,同时达到节能减排和石油安全等目标。
《21世纪》: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需要怎样的政策支持?
欧阳明高:首先是标准的制定。以前我们的标准都是翻译国外的,现在我们需要做属于自己的标准。以标准的形式给予规范,这其中包含了政策的选择性:国家对于哪些技术、模式或者市场行为时予以鼓励的。国家需要考虑各方利益,从最高利益出发,做出政策选择。
比如,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市场特点,率先启动一些车型。还比如,换电模式如果没有标准,则无法发展。换电模式涉及好多个界面,电池供应商、用户、电池经营商等等。如果没有统一标准,则一旦出现事故无法界定责任。此外,标准做的好可以支撑自主创新,但制定标准要充分考虑中国特色。比如,插电混合动力车,目前标准还是欧洲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况和驾驶习惯等。
其次,目前单一补贴政策过度使用会给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商业化带来问题。单一补贴政策用于初期带动是可以的,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财税政策也应该跟上,比如环保税、资源税等税务杠杆应该充分发挥作用。
再者,对于新能源汽车应该给予差异化的对待政策,比如北京现在买车摇号,政策是否可以规定购买电动车不摇号,或者在过路费等费用上给予优惠。
新能源汽车的中国契机
《21世纪》:“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化之路和欧美有什么不同?
欧阳明高:首先,中国市场和欧美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的交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较完善,规模大且相互配套关系好。如300公里以上的出行可以选择有高铁、城际列车。公交在大中小城市都相对发达。更短距离的交通工具有电动自行车等,目前我国也有一亿多辆。中国市场的特点决定了汽车行驶的特点,即出行距离短、速度低。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特殊性,如可以降低电池续航里程及车速。
其次,中国应有适应自身国情的车型。比如,美国的重点是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因为其车大且车速高,对电机驱动功率要求则很高。如Volt的功率要求120千瓦,其纯电续池里程要40迈。这样其电池要求也相对提高,需要达到16千瓦时。这样其放电倍率就很大。放电倍率很大对电池的技术水平要求就非常高,例如16千瓦时中真正利用的只有8千瓦时。同时对冷却系统要求非常高。这样整个参数要求非常高,价格也就相对非常高,反过来市场也不是很接
受。但中国市场对于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契机,率先让可以进入城市交通的车型进入市场。
《21世纪》:我国的国产新能源汽车相较于欧美产品缺点在哪里?如何规避?
欧阳明高:国产新能源汽车在微型、小型车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也有短板。从基础的角度,我们比先进发达国家是不占优势的。从汽车产业整个研发、量产的平台看,国外有历史积累,可以说,越基础的问题,我们越不占优势,比如最基础的材料合成。
但是,新的路径的选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型的路径,以这样的路径发展可以规避一些问题,但并不代表能够规避我们所有的短处。比如我们在燃油汽车上有些落后的技术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中就不存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既有发展,也有继承。国外也有缺陷,比如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我们走新的路径,可以避免一些和国外的传统优势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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