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洪：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FM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梁洪。感谢大家在周五的上午关注锁定我们的节目，从本周五开始，我们将联合合作伙伴凤凰汽车推出系列特别节目--“汽车文化发现之旅”，我们将带领大家去一探红旗车的秘密，将和大家一起走进法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将带着您去看遍世界各地各具特色的汽车文化展览，将和您一起去探寻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房车文化。

在我们的“汽车文化发现之旅”当中，我们希望您与我们同行，和我们一起感受无穷无尽的汽车文化的乐趣。

今天是我们的“汽车完全发现之旅”的第一期，大家可以同步在凤凰汽车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一定要从这个名字开始。这个汽车的名字，每当它想起，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心头暖暖的，它是我们中国汽车文化的骄傲，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它传承了一代中国汽车人的梦想，它更是未来中国汽车文化发展的骄傲。

我们第一期节目就从红旗车开始说起。今天在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都是因为红旗而结缘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原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轿车分厂汽车造型师红旗CA770的设计师贾延良老师，贾老师好！

贾延良：你好！

梁洪：一会儿得好好听您给我们讲故事。同时还有曾经作客过我们节目今天再次和他见面了，来自中国收藏家协会汽车收藏委员会主席红旗车收藏爱好者雒文有，同时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凤凰汽车的主编宋旭。

宋旭：大家好！

梁洪：宋旭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今天咱们四个坐一块？

宋旭：我觉得咱们四个坐一块，首先是有一个重大的时间结点，就是今年是中国汽车工业成立发展的六十周年的纪念日。而提到中国的汽车工业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红旗轿车，而我们也是因为红旗，所以非常荣幸地能够请到在场的两位嘉宾。

梁洪：因为红旗而结缘，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一提到红旗，一定就竖起耳朵，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红旗更多的故事。贾老师，您是红旗CA770的设计者，所以您一定会比我们了解更多关于红旗的一些故事，我们就从您的设计开始说起吧，因为红旗的设计，如果大家关注过或者听过我们节目，应该都知道里面有很多经典的东西，但是到了您所主要设计的这款车的时候，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所以我们想请您先简单地回顾几句历史，然后再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款车上？

贾延良：好，我回顾一下CA770这个设计，当时我是刚毕业，我1964年毕业。

梁洪：那您当时应该是特别年轻啊？

贾延良：当时我24岁。

梁洪：24岁就能设计红旗车啊？

贾延良：24岁，也赶巧，不是说我比别人很聪明，我是比别人勤奋。我在大学时候我喜欢车，我的毕业老师是郑可，从法国留学十年，搞造型的，我的毕业设计，现在北京BK651的公共汽车，当时做完以后，北京就成批生产了。

梁洪：我估计我和宋旭差不多，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间有一条红道，长得跟大土司面包似的。

贾延良：对，大玻璃那个。

梁洪：那是您设计的作品？

贾延良：那是我设计的作品。

梁洪：那是伴着我们成长啊。

贾延良：为什么设计那个东西，因为我的个子是一米八，原来坐那个公共车我得低着脑袋才能看着天安门，当时我说玻璃必须大，我站着就能看到天安门，所以这个思路的那个比例都比较大，所以当时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应该作为一个课题去讨论，造型当时做了1：5的木模型，玻璃大，稳度强，另外座位少，因为咱们当时人非常多，挤，交通流特别方便。色彩上，我考虑到，当时答辩当中，我说北京基本上都灰掉了，过去北京城的现代建筑很少，都是黑白灰，宫廷的琉璃瓦就天安门那一点点，其他都是灰色，这样我感觉红和黄整个比例来说很鲜艳，冬天的时候，夏天绿的时候也很鲜艳，冬天和秋天也很鲜艳，所以公共汽车它是个流动的，大家非常注意安全的，所以设计这个色彩。

梁洪：我理解了，为什么您20多岁就能够让您勇摊这个重担，让您去参与红旗汽车的设计，因为您非常具有开拓的思路，我们讲一讲，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只是设计了一款长得像大土司一样的公共汽车就去设计红旗车了，应该当时是一个团队吧？

贾延良：当时在红旗汽车当中设计是一个团队，当初的历史条件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中央领导用的车，吉斯110或者吉姆是部长级的车，都是苏联车，当时我们中苏关系不好，专家撤掉了，零件不供应了，我们领导用车怎么办，不能没有车坐，就逼着我们要做新车，做新车当中，当时我们七个人做出了七个造型，最后我的车作为群众评审，我首选，就算我来主持设计的。

梁洪：太厉害了。雒文有，在你的收藏当中有没有贾老师这个作品，肯定必须有吧？

雒文有：我收藏的这30多辆车型里面，主要车型就是贾老设计的CA770，为什么我重点收藏这个呢，因为这个770它是被列入真正的国车大红旗，在那之前设计的72，因为它的座是两排座，因为领导人坐他里面要宽敞，甚至有时候要配秘书，配翻译，他还有一排折叠座，贾老师设计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了，所以我收藏的770是比较多，比较全面。

梁洪：从你一个收藏家角度，你给我们评论一下，你觉得770美吗，美在哪？

雒文有：770美啊，尤其你看到它两个大灯，另外它那个车的线条是非常霸气，虎视眈眈，威武，最主要里面坐着非常宽敞。

梁洪：我们再来听听车迷宋旭的观点，既然我们今天围绕的是嫁老师的这个作品，咱们不能让他自己夸自己，你们都来谈谈对770的印象？

宋旭：我首先说一下我们所谓的“汽车文化发现之旅”，一开场就发现了一个大的亮点，就是贾老师，都说他是非常年轻的红旗汽车设计师，但是其实红旗并不是他设计的第一部作品，其实他的第一部作品，毕业作品是那台大公共。我要认为通常所说的大红旗的美在哪，就是在五六十年代世界汽车的设计趋势已经偏向于流向性的造型，因为空气动力学开始发挥一些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轿车，不要说跑车，都是前低后高，俯冲式的，但是大红旗是一反常态的设计，它是前高后低，它停在那就有一种像军舰一样的咄咄逼人的其实和这种往前冲的动态趋势，这是一反传统的这种世界汽车的设计思路。

还有一个，我说一个小故事，我作为一个爱好者，我收藏了很多汽车模型，我发现红旗模型是很难做的，因为它的这种线条的比例，如果通过微缩之后，哪怕你有一点点的差异，这个模型完全就变了味道，所以我觉得红旗设计的美就在于它这种比例和线条的搭配，这种黄金分割，不知道贾老师认同不认同这个观点？

贾延良：在设计红旗的时候，当时是没有环境的，我们必须给中央做车，做我们自己的车。当时我的理念为什么能通过，大家能喜欢，我的理念是，第一，不应该有任何外国车的影子；第二，必须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怎么体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今天可以仔细说一下，原来说得比较少，我思路当中，从侧面来说，静止状态就感觉往前冲的感觉，不动的时候就感觉是走的感觉，所以从侧面看，从线条上看它都是往前冲的。

当时我们处在那种状态，处在世界挤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抬头挺胸，斗志昂扬，那种气氛中用这个理念去做，但是我用的是民族的线脚，我用的明式家具的线脚，你从侧面看就像明式家具的大条案似的，非常挺拔。所以在中国来说，明式家具在德国，包括是它拿当造型设计的鼻祖，包括荷兰，他们拿中国的明式家具研究得很透，它符合人体工程学和它感觉的东西，简练，大体，和清代的家具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体验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因为必须有中国这个感觉和中国的线条和中国的曲线，一般人可能不理解，说你在胡说，什么叫中国的曲线。我告诉你，咱们有五千年的历史，从彩陶文化开始，每一步每一步，包括青铜器，包括各种的造型，家具造型，瓷器、玉器，你仔细分析，中国的线条，中国喜欢的东西比较内涵、大气、大度、包容，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度量很大，就在这里，所以从器皿上你就可以做，但是作为搞造型专业的人必须要结合这些东西去做，所以当时我做这个1：5车型的时候，也体现到当时的流行趋势，世界的发展趋势，我这个1：5的车我做过后也进行了流体力学的风动实验，也非常适合科学，但是也适合民族的东西。

梁洪：这个侧面线条是从明式家具当中找到的灵感，还有包括什么车灯、车标？

贾延良：比方说车灯、车标，甚至包括前面那个水箱面罩，水箱面罩我继承了老设计师对红旗的理解，他用一个扇面，把后面的宫灯真做了宫灯，中间园灯是弱的，我说不能这样做，一定要把扇面抽象化，把后面的宫灯要抽象，体现在这个形体当中，抽象以后符合造型规律，这我也有了扇面，我也有了宫灯，但是你看宫灯符合我的侧面造型，我的扇面符合我整体那个，正像雒老师说的，一定感到很威武。

梁洪：这个有韵味的东西你得去品，不能太直白。

贾延良：说得太对了，韵味这个东西一般就像听音乐一样，有起有落，我感觉到这个车就是一个流动的艺术，不像建筑它是个固定的音乐，我感觉它是一个流动的音乐，它体现一个国家的风度和大气。当时我们样车里面买的一些车，比如说奔驰600，是陈毅送给我们的。比方说劳斯莱斯花了10万美金从香港买过来的，比如说林肯，我们样车车库都有，你看现在的红旗车，你们比较当时六十年代这个红旗汽车和别的汽车全都不一样，所以它现在能够保持到今天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设计当中，我确实是别人不理解，什么叫明式家具。

梁洪：所以今天您给我们讲的这几个细节让我们对CA770，大家所最关注的几个设计的亮点有了最直接的第一手的一个解释，我们看到过很多关于这个车的设计的一些解释，但是我觉得都没您说的这么透彻，我们明白了，它确实是来源于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积累，同时又有一种满足非常现代的手法去把它表现，所以这种韵味，这种独特的风格，这种中国范儿是体现在CA770的每一个细节当中。

刚才真的是听的特别高兴，贾老师又再次给我们带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和我们分享了CA770设计理念当中的这些核心要点。在听过了设计师的这番讲话之后，我想问我们的收藏家，您觉得从这些参观的角度，这些看CA770的这些观众的角度，他们真的能够理解我们设计师的这一番苦心吗，他们是怎么样评价这款车，有没有这些观众和CA770的故事？

雒文有：要说这个故事，我还回头一下，到1998年路易威登国际老爷车拉力赛，我们这50辆老爷车比赛，每到一地，别说是各国的车手，就连组委会的裁判长，每到停车的时候都要咱们770的车里面去拍照，去感受一下咱们红旗车。

梁洪：当时参加比赛肯定还有很多特别牛的老爷车？

雒文有：那车比咱们这个古老，车型也夸张，但是唯一最大的焦点都集中在咱们770这个红旗车上。

梁洪：那您有没有想想是什么原因？

雒文有：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红旗车太霸气了，太引入注目了。另外，它又是定位中国的国车，所以外国元首到中国来的三大愿望，坐红旗，这是其中的一项，朝鲜日报总编，金日成的侄女到中国来点名要坐红旗车。

梁洪：所以像前不久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媒体采访的报道当中都有一个红旗特别大的镜头，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它仍然是活跃在国际一线这个外交的舞台上，有没有这些参观者和红旗车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雒文有：像去年30，我那个老爷车博物馆都准备闭馆，但是没闭了，接到通知，法国一个市长要到博物馆来参观来，当他进这个博物馆以后，看到这个大红旗车，770，看到车以后他那个眼睛一亮，当时拍照，各个角度拍的时候，他是趴着，甚至是跪着，对那个车那个仔细，那个震撼，所以好多的游客看到红旗车之后都觉得红旗车确实给中国人长了脸。

梁洪：所以不仅仅是中国人爱红旗，世界各国的人都把红旗当成了一面旗帜，我觉得贾老师您应该特别地引以为荣，这出资您之手？

贾延良：我不那么看，因为我们当时处在那个年代，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说，就是当时怎么把这个车作为一个国家领导喜欢用，能代表中国风格的车，没有想到那么多。这是几十年以后了，这才对红旗车，对我各方面那么尊重，祖国给的荣誉太多了，仅仅是作为一个小小的设计，真是这样。

梁洪：您太谦虚了，我们说一部车它如果能够赢得使用者的一致好评，特别是能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留下它的影子，这个太难了，除了设计之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你的制造工艺，你的材料，你最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呈现在大众面前，所以这方面我还是想听贾老师给我们讲讲故事，因为毕竟设计仅仅是第一步，它最后呈现出这么完美的一个姿态，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难忘的故事吧？

贾延良：作为一个设计师不能光搞设计出来，必须要盯着厂里面把它做出来，做出来牵扯到工艺，牵扯到材料，牵扯到某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哪个水平做这个东西，相当重要，还有好多协作厂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的大红旗里面的内饰设计，内饰设计和外部设计的线条是相呼应的，为什么国外这些搞造型的艺术大师们对这个红旗那么感兴趣，因为我的内外线条是统一的，比如说外面的线条，比如说曲线和它的棱角和我内部的线条，比如说仪表板，和我的门把手线条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来它是统一一体的，这样来说做材料当中我肯定要用中国材料，我不用外国材料，我当时用的就是中国的红木，40多年前我用红木，现在大家都收集红木家具，硬木家具感到很时髦，那个时候我感觉红木就代表我们国家的木材，当时我就把我们班的班长张良正请到了长春，派了两个工人，用红木给我来做770的内部装饰，我感觉非常荣幸能请到，同时当时我们材料确实不够，我们当时的木纹没有花纹的，我亲自冬天到长白山挖树根，长白山大森林里的树根子，运到北京光华木材厂进行切片，根子越复杂，留得越多，切片花纹越多，当时就想着这样，结果事实成功了，这样我们的木纹是真木纹，劳斯莱斯那都是假木纹，所以说我们用的大的都是红木的作为框，我们新的放的是中国自己的原产的木材的长白山的根子出来的，所以感到非常亲切，也感觉这种材料国外是没有的。

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用的那个面料是杭州织的，是特意为我们织的面料，这个面料来说，有着中国的纹样，但是不是很花哨，很雅致的驼色的调子来做的，开始时候我用的牛皮，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大家听着感到好笑。我们杀了几个牛以后，梳完以后，牛上都有鞭子，但是我们梳皮梳不好，后来我们把小牛宰了，十个小牛犊，小牛没经过鞭子抽，再梳出来就好了，就说明我们当时的工艺水平还是不行，但是我们给领导用车，给中央政府用车，我们头一辆车必须要做好一点，我们是那么做的，后来把皮座改成了我们中国的织锦，也是不错的。

再跟你说一下我们的地毯，地毯原来是手工地毯，觉得挺好，后来感觉它会起静电，后来我们就背面放一些不锈钢丝，静电就没有了，大家现在没注意红旗真正的老地毯的背面都有不锈钢丝的，所以说不受到一些科学新技术影响。

当时我们这个车因为是领导用车，考虑到领导的舒适型，我们把座椅，一按按纽，他就可以躺下的，三排都有。因为好多，像周总理经常接外宾，也睡不好觉，有时候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他就可以在那休息休息。另外，我们内饰有个中隔墙，中隔墙的目的，为什么设它，我们不想让司机和警卫员听见，只能是秘书和我们交流的领导用，一按电纽，它就可以升上去，所以这些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先进的，这是四五十年了，所以当时我们用的材料确实都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做的材料，所以我说大红旗受人喜欢。

比如我们再说协作产品，包括收音机，包括钟表，我们都经常到上海的无线电市场，或者黄河仪表厂，我亲自在上海盯，我一年能在上海待半年，基本上这些地方，我们都是很认真地，设计师一个一个给它做出来，所以说当时的车受到外国大师们的喜欢，确实我们有些辛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梁洪：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贾老师再次印证了那句话，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

贾延良：对。

梁洪：你永远不要丢失掉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请您讲到这些细节，我才又一次强烈地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红旗，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宋旭：因为像大红旗定型投产之后，参加过一次世界级的汽车博览会，当时在参展过程中，就是一个世界三大设计师之一的宾利法里纳到咱们红旗展台边上去看，看完车他只给这台车一句评价，他说这款车的设计师聪明而狡猾，后来跟宾利法里纳后人去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这个红旗的设计师，我说你们为什么当时定位红旗的设计师聪明而狡猾，他说我们所谓的聪明和狡猾不仅只指这种线条的运用还有这种造型的设计，更多是他这种材料的运用，也是设计师聪明的地方，他通过这一个车型，作为一个平台的展示，通过车辆材料，比如中国红木，杭州锦缎的运用，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传统工艺，这个就是贾老师所谓这种聪明和狡猾的设计。

梁洪：这个狡猾来自于哪呢？

宋旭：问问贾老师。

梁洪：为什么说您狡猾呢？

贾延良：为什么狡猾呢，因为在国外用的木纹都是正常的木纹，而且我这个狡猾在哪呢，他们好多没有真木纹，他们都是用印出来的木纹，我是用真的中国的东西。所以狡猾，你这个比劳斯莱斯还高级，因为劳斯莱斯他也没有我们内饰高级。

梁洪：我觉得这不是狡猾，这是实诚，我们是从长白山挖的。

贾延良：就是实诚，冬天，那么冷，手冻的。

宋旭：咱们跟雒老师聊，说雒老师收藏了很多车，比如有苏联的，有美国的，有英国的，还有大红旗，像我自己也收藏了几台老爷车，比如我收藏一台英国的戴姆勒，它里面的内饰的木纹已经全开裂了，就没法用了，我只能重新翻新，但是我到雒老师的博物馆去看他那些红旗车，他这个仪表，这些木纹都是原封没动，而且它没有破坏，这就是材料的实在，我觉得。

梁洪：就是一直保存到现在，您没有再去动过它？

雒文有：没有，因为它都是实木，不变形。

梁洪：所以我们是聪明而实诚，我觉得这是给贾老师最好的一个评价。刚才从贾老师讲的这些故事听的我们心里暖暖的，真的是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有自己的车，我们有自己的好东西，实际上红旗车它已经超出了一般车的一个概念，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标致，一种象征，在中国的外交舞台上很多年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政治的层面，汽车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难忘的人和事，我相信贾老师、雒文有、宋旭这都有。咱们就一起来分享分享CA770和这方方面面人的故事，还是贾老师先给我们讲讲。

贾延良：我再谈一谈，咱们车是1965年1月份开始设计，到9月份出样车，在这九个月当中的时间上不可能出样车的，我们做到了。第二年，1966年，我们国家到日本去的世界博览会，把770拿出去以后，当时我的同学穆向辉，他是在国际土地贸易委员会，他给我拍的片子，整个轰动日本，就是在上上下下看，这是1966年代咱们的770。

但是到后来，几十年以后，一汽的所谓领导到丰田去考察，人家到丰田的博物馆，一看，CA770就在它的陈设中是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你们的车，当时领导看着很亲切，也感到很无奈，人家对我们车能够这么样的保护，我感觉做这个车没白做，挺高兴，这是一个例子。

更主要的例子，我在2008年又回到一汽，也就说明开完了五十周年，上午给我平凡表彰，下午咱们汶川大地震，就正好“5。12”那天，结果从这个角度我看，我知道乔治亚罗到了一汽展馆以后待了40分钟，35分钟就在红旗的72身上来回转动，其他车不怎么看，也是量啊，看啊，后来他知道我又回到一汽，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求我上意大利去，作为客人也好，我也感到很荣幸，后来我也去了。作为外国人，对红旗汽车，他是这么讲的，请红旗之父贾延良，其实人家客气，我算什么红旗之父，我仅仅是做一款车而已，我在那待了一个月，连图纸都在互相画，但是他就跟我说，他说贾教授，你是个艺术家，咱们说话直来直去，不要有任何的针对红旗说红旗，针对着造型说造型，我们俩谈得很准，我说你设计的草图当中，他有几个样子，我说你现在把红旗的牙都暴露出来了，圈都很大，牙都呲呲出来了，我说中国人讲含蓄，笑都不能露牙的，我就给他讲我那个照片，讲完以后我就给他讲道理，我这个黑边，一定包到镀了条的，一定要包在黑的漆的里面去，这样感到含蓄，比如说那个大灯，770那个大灯亮圈是包到漆的里面去的，现在这个红旗是边翻出来的。另外那个红旗770那个嘴也是包到里面的，含蓄的，它现在包括F7，它都是出来的，上面感觉像个天安门，后来乔治亚罗我们谈得非常好，后来他征求我意见，我说千万不要有天安门，领导要是要，你尽量往后扩，就是感觉又有点了，到后面又没有了，那种感觉。

所以，灯，我开始说灯是这样行吗，反过来后灯前后能呼应，他还听意见呢，我就给他指出来，中国人是含蓄的，中国人是大度的，一定体现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交流故事挺有意思，所以说他当时送给我的画册，送给我的什么东西，我还给他带了我的画，我的画就是飞天，飞天是夸张的飞天，不是说像咱们敦煌，比它夸张，像汽车造型一样，我说我们的胸廓像飞天一样的在做我们的事，一定要做的大，做的好，做我们最好的。

梁洪：所以对于现在世界汽车潮流的几位，全球最知名的设计师面对着贾老师的设计，他们都要去学习，都要从中领会更多的东西，所以从文化交流这个层面来说，红旗车的设计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了，它能够代表中国的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通过一个工业产品加以表达。雒文有，你再给我们讲讲从车迷收藏家的角度，你认为红旗车在交流方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色？

雒文有：那是从我的博物馆开馆的第三个月，从保定来一个老总的助理，他专门到博物馆来看红旗车来了，因为他是从北京国旗班退伍的，所以他到红旗车以后，行一个标准的军礼。

梁洪：真感人。

雒文有：当时他那个军礼，行完以后他那个手很久很久没有放下，一点声音没有。我转过去，因为他面对红旗的，他是背对着我，等我转过来以后我就看他的眼睛热泪盈眶，快走的时候拿出来八千块钱，就给放到博物馆，最后我说啥也没有要，这就是对红旗汽车的感情。

另外，再说一个江西赣州广电总局人事处一个处长，就说明对红旗车的一种情感，他听说我们要开红旗车到韶山搞一个红旗车红色之旅活动，他就给汇过来5000块钱，当时不知道，当时他就跟我要一个帐号，我以为我们要搞红旗车的活动，他要搞一个企业赞助，我就把帐号给他了，等到收到以后，他说雒老师，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后来我一查是5000块钱，这是他一个月的工资，那我受之有愧，我就给他退回去了，退回去他又给打过来了，他说老师，这个钱一定要收，我这个钱不是给你的，我是给咱们中国大红旗汽车的加油钱，既使是这样，我还是第二次又把钱给退回去了。

梁洪：这是他的一份心意，不在于说钱的多少。

雒文有：因为红旗车，它在人们心目中不光是一个车的代名词，它是一个中国民族的一个魂。所以像红旗车，说这话又说到上个月贾庆林主席到博物馆看了红旗车以后，对红旗车的这种大气霸气频繁地伸出大拇指，对红旗车的造型，对红旗车给中国人留下的那个美誉，非常赞赏。

梁洪：所以方方面面的人士对于红旗车，大家都达成了一个高度的一致，它是我们中国人精神的一种象征和代表，它已经超出了一辆车的价值，远远地高出了一辆车的价值，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听宋旭的故事，他也是一个车迷，也是一个收藏者，你有没有和红旗车之间的故事？

宋旭：我的梦想是收藏一辆红旗，我一直跟雒老师聊，雒老师说，别的你可以考虑，红旗车，我一概不卖，就是通过这一点也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红旗汽车的热爱，这是我们身边人，今天咱们替雒老师做个声明，想找雒老师买红旗的咱就免谈了。

贾延良：我再插一句，当时我开玩笑地说，我说老雒，咱们哥俩不错，我把你的最低价的红旗匀给我一辆行吗，对买车非常紧的人，贾老，我这28辆，30来辆的红旗，你挑哪辆，我绝对送给你，我非常感动，我说这个话非常感动，我不是说我非得要这个车，就是你不设计这个车，我也没有生产，但是人家很客气，让我非常感动，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有些人说雒老师这么抠，那么抠，他对自己是很抠，吃饭，各方面，刚才坐这块，我们要说喝咖啡，不去，他说咱们没钱消费这个，咱们有钱咱们爱红旗吧，这些是他的原话，我感觉到我非常感动。

另外，我还补充一下乔治亚罗，乔治亚罗我们对话当中这么说的，贾老师，请我设计红旗，我不可能设计好红旗，这是原话，为什么，我不是中国人，我没有中国文化，我如果要能设计出，我起码在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也得十年二十年，何况我设计呢，就对红旗车这么样的崇拜和爱戴。

梁洪：是，所以我们的第一期汽车文化发现之旅为什么要从红旗开始，就是我们从这里发现了只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只要是坚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精神诉求，我们的审美需求，它就一定能够长久地屹立在汽车车坛当中，红旗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在我们这次的“汽车文化发展之旅”当中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发现很多的东西，不要扭转收音机的频道，在每周五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都会为精彩呈现，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非常感谢贾老师，谢谢雒文有，也谢谢宋旭，您可以同步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凤凰汽车上看到听到我们的这期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