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高峰时段,德胜门北侧滨河路上暂停营运的出租车排起了长队。这个由延庆籍出租司机自发形成的交班地点,也成为一些司机避开高峰期休息的地方。的哥们或三五成群聊天打牌,或在车里眯一会儿。“我们不是活雷锋,倒贴钱的活自然没有人爱干。”一位司机说。
就在此时,在国贸、大望路等CBD周边不少白领望穿秋水也打不着车。
高峰时刻,一边是闲置的资源,一边却是旺盛的需求。作为主管部门,如何整合资源,调节需求?北京市交通委在近期交出了答卷——欲通过调整租价结构、改变出租车经营权限等组合措施,为“打车难”破题。
一揽子措施
事实上,早在春节前夕,针对“打车难”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专门到北京市祥龙出租客运有限公司考察。的哥、的姐”们向他反馈了“停车太难”,“油价也贵”,“出租车站、停车位少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习近平听后表示:“我们刚刚开了个神仙会,你们讲得很实际,有关部门要择其善者而从之。”
继4月17日出台《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之后,北京日前又出台了《北京市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投诉处理办法》,于5月2日实施。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将从理顺利益分配机制、完善行业准入退出机制、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等方面出台一揽子综合措施,在6月底之前陆续实施,努力在一两年之内,使打车难状况得到明显改观。
其中,包括最直接影响市民消费的价格政策,即上调基本租价、合理增加高峰时段租价、租价油价联动动态调整机制等。被北京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李晓松认为是已触动了“根上问题”的出租车经营权将由无限期改为6年有效。另外,推广电召预约打车模式也被认为是方案的亮点之一。
“现在北京的打车难问题具有时段性、地域性,车辆的实际利用率方面,北京出租车只有68%,也就是说有32%的车辆实际在空跑,这个比例说明相当一部分出租资源被浪费掉了,这和北京乃至中国的打车模式不无关系。”北京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李晓松说,目前大家都是招手停车,路边打车,而司机很多也都是路上“扫活儿”。这就使得信息容易出现错位,浪费交通资源。在一些国家,路边是根本打不到车的,因为出租车全部是靠电话或其他平台预约。
随后,北京市交通委又宣布,从4月起正式实施《北京市出租汽车总量动态调控试行办法》,明确进行出租汽车总量动态调控,以提高既有出租汽车双班率和运营出车率为主,适度增加新运力为辅。
而《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也将在6月起实施,将建统一调度平台,推广手机客户端约车软件。收费标准暂定为提前4小时以上预约,每次8元;即时叫车,每次5元。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表示,北京并不是单靠涨价来解决打车难的问题,而是通过协调乘客、司机、出租车公司三方的关系解决问题。组合措施有利于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者有所遵循,使乘客受益。
触动“根上的问题”?
在北京解决“打车难”的一揽子综合措施中,多项改革措施直指出租车企业,其中包括车辆经营期从无限期改为有限期;推行出租汽车企业专营制度;制定承包金改革措施、控制企业利润水平、建立净承包金动态调整机制等。
北京市出租车的经营权归政府所有,政府无偿向市场配置。在2000年,政府重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未经经营许可私下转让,更不允许有偿转让。不过,以前政府并没有明确经营期限,这一次则将期限定为6年。
在李晓松看来,此次出租车改革已触动了“根上的问题”。他还强调“政府不允许各企业上调份子钱”,此次对出租运营企业的改革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企业利润必须降低,应该是微利,决不能是暴利。
所谓份子钱就是“承包金”,是司机与公司签订的营运任务承包费。据了解,目前北京单班出租车司机的承包金每月大约是5175元,双班车约每月8280元。自2000年确认这个价格以来,已经基本持续了13年未变。
事实上,出租车公司能从每辆车的份儿钱中直接赚取的钱并不高。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团原宣传部长张国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五年承包期的单班车为例,5175元中,司机的岗位补贴大约400~500元,燃油补贴520元,五险一金712元,折算下来实际的净份子钱为3323元。这还要再扣除掉车辆保险150元,一辆车折旧费用大约1200元,比如企业管理的人力成本费用大约1000元,加之企业的租用场地费用、企业的营业利润、缴纳的税金等等。平均一个月一辆车也就不到200元钱。
张国庆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真正的财富并不在份子钱上,而是在于那看不见的特许经营权。由于经营权多年不再下放,拥有政府批下的经营权是现在北京许多出租车公司最大的财富,能凭此获得大量银行的贷款,这才是大的出租车公司老板看重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余晖则认为,上述措施都回避了特许经营权的存在是否合理这一主要矛盾。“实际上等于继续利用特许经营权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收取份子钱,打车费提高则是将成本转嫁到打车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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