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建汽车强国 车企要摆脱外资依赖(3)
赴日全面考察 启动一汽换型
提高企业的素质和加强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那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有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前几年我在一汽集团出的小报上面看到几个洋字码,叫TPS,我不明白什么是TPS,他们到哪儿都要学TPS,要推广TPS,我说这什么东西?后来我才知道是丰田管理经验的意思,T就是toyota。我说你们现在还在推广丰田管理方式,我们早在1978年已经开始了。起码是打下了学习的基础。加强管理完全是对的,你要搞自主开发,将来你要形成竞争力的话,除了把产品研发搞好以外,必须要给产品的质量提高,把工厂的管理搞好,必须要把财务、技术、质量、销售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才能做到车的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才有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很多厂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这就非常好。
1976年小平同志刚刚出山,那时候他已经提出来对外要开放,对内要搞活,对我很有启发。1977年秋,我有幸承蒙汽车局的委托,接待日本11个汽车厂的会长,副社长等头面人物到中国来参观,给我很大地触动,我带着他们到一汽、北汽、上汽、杭州发动机厂去参观,他们这些人都是行家里手。一到了一汽以后,就问我这里产量多少?我说每年3万,他们说‘你不止3万,这里有上十万的潜力、六七万的水平’,‘你这里那一堆的零件是什么?’我说是成品零件或是毛坯件。当时这帮人就说了,‘我看你们的零件没有一个合格的,在那边像是堆土豆一样,都磕了碰了,对待这些零件甚至是毛坯件也是不应该的,你能出合格产品吗?’。可是,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厂子原来设计的水平,装备的水平,感觉还比较好,认为潜力很大。我带这些人,沿路走,沿路看,沿路就谈,一直到杭州西湖,坐着船,他们就跟我介绍了很多日本的汽车厂情况。那时有一位日本三菱汽车株式会社社长,11个汽车公司访问团带队的团长叫久保富夫先生。他比较友好,他原是日本零式飞机的设计师,他是很有经验的一个人,同时他好像对中国有好感,在中日战争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报偿中国,有那么点意思。还有一位是丰田的副社长叫大野耐一,是丰田看板管理经验的发明者,其他的人都是比较内行的。在接待后,我就有感触,一汽面临的是技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管理怎么上去、产品怎么上去,这个事情一定要到日本看看,这些方面日本的经验一定要学来。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在接待的路途中我就向久保先生提出来,能不能接受我们二十来个人到日本去实习。他们商量了很久,说你们去很难,因为过去没有先例。实习经费和人身安全都是问题。那时中日建交不久,从中日友好出发,最后他同意了,他跟其他10个厂子沟通,说好,我们实习的钱可以在他们广告费里出,安全保险的问题,他们可以跟日本政府打交道,算他们的员工,给我们上人身保险。他答应了以后,我国政府让不让我们去还是个问题。我在得到当时一汽刘守华厂长的首肯下,就向当时管这件事的机械部孙友渔副部长汇报要到日本去实习的事,我说经费问题什么都解决了,日本企业也都沟通了,他说那好,他支持,怎么去呢?我说得配套去,我们产品开发的、搞工艺的、搞锻造、搞铸造的、搞后方加工和动力供应的、搞质量检验的、搞财务的、我们得成套去,同时只由我们一个厂的人去。孙副部长完全同意,他说‘以前要出国的话,都是这厂去一个,那个厂去一个,你提出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说‘是,这样经验才能够集中在一起,以前去的话,都打水漂了,个人回个人厂就完了,配不了套。’他说‘也对,我完全支持你。’我们在他以及当时的部长周子健的支持下,我们得到了实习的机会。后来对一汽的工厂管理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1978年,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我去了两趟日本,刘守华和我带着一个21人的队伍是在下半年去的。在日本11个汽车厂每一个厂都是呆了十几天,我们大家都按照各自的专业,参观了现场,听了他们高管的讲课,拿到他们专业管理的成套资料.收获很大。1978年底回国。在我们厂里掀起一个学习丰田经验的高潮。我们把学习的资料汇集成册,组织了几十场报告会。各个分厂和部门都制订了学习和贯彻计划。后来又请大野耐一先生到我厂现场指导。对我们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成本的下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局组织在全汽车行业里面推广,像二汽,上海什么,都派人到一汽来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也给一汽人,给我们汽车行业人都打下一个很深的烙印,什么建立班组的质量QC小组,全员质量管理,就是发动群众搞质量控制,日本人管它叫QC小组,工人画鱼刺图,分析产品的加工质量,提合理化建议。中国人实际当时也有工人八大员的管理小组,那是我们土的,他们是洋的,我们没有他们那么系统和科学。效果也大不相同。同时,丰田管理方式不但在日本推广,美国通用公司跟丰田合资,在加利福尼亚盖了一个厂,就是要学习它这一套东西。在欧洲也在推广,就是给它改改名字,或是增加电子化的内容,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现在可能有更新一步的发展。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要搞自主研发,必须有强大的产品研发基地。现在像长安、奇瑞、比亚迪、上汽等一个一个的都在搞。前25年,一汽搞的是最早的,建二汽的时候也是先盖起了产品研发大楼,八十年代,南汽、济汽也是用国家的投资,加强了研发基地。这点我们当时有体会,没有它,你搞自主开发就开发不了。现在来看一汽最强,其他的都在赶上去。60年代一汽的旁边有有一座全国的汽车研究所,它是当时全国的汽车研发中心,有很强的实力。我们从日本实习回来以后,社会上给一汽戴上了产品30年一贯制的帽子,压力很大。请日本人搞换型改造又没有钱,逼得我们自己搞。我觉得要自主开发的话,首先我们的队伍得强。一汽的开发队伍也不过有一二百人,人数有限,这个是不够的,必须加强。我那时候要求周子健部长把长春汽车研究所交给我们。这件事情,当时很多群众想不通,上层机关里也有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要合到一汽去?一汽有些产品设计师也看不起汽研所,认为‘我们是从实际干出来的。你们都是讲理论的,你们那一套设计在工厂不适用,你参加进来没有用。汽车研究所这些人也不服气,很多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认为我们是搞产品战略开发的,你们厂搞的都是一些雕虫小技,我们搞出来的东西才有水平。我们是全国性的单位,我们到了你们一汽不是降格了吗?他们也不高兴,双方的抵触情绪很大。后来,我就跟周子健部长说了,我说现在不能管那些了,而是怎么把拳头攥起来,真正能够加强搞研发的力量,不能说那是你的,那是我的,理论跟实际应该结合,当时各方都有道理,可是结合起来更有道理。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周子健部长回部里,跟机械部有关部门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当时各个行业的研究所下放到工厂还没有先例。但有一个情况,就是凡是在当地有国家研究机构的,与当地的主机厂没有一个是搞的很和睦的,都是有分歧的。于是,周子健下决心在一汽做试点,让汽车行业先走一步,让他们合起来。合了以后,应该说是整个力量大大提高了。周子健部长说“你不是说汽车研究所是国家的吗,还是国家的,你可以挂两个牌子,你又是汽车研究所,又是一汽的一部分,你还代表国家。你们的工资待遇高,保持不变,原来国家给的资金渠道,保证不变,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吧”。那么,我们厂里也跟着说,“我们厂盖宿舍有你们的,我们工厂的奖励和福利有你们的,你们扩建我们出钱”,他们那时候正是也少钱,于是在我们工厂换型改造的规划当中,给他们建设了很多的项目,到现在还在用。一搞就搞二十几个发动机实验台,都是工厂的建设投资。大大地强化了研发能力。调动了双方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以后开发6110柴油机都是原汽研所的工程师们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现在也很有参考的价值,在体制改革上,就是说你搞自主开发必须要扩充实力。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汽非常重视人才的聘用和培养,现在也都知道了,我们的自主开发能不能搞成功,关键在人。关键在有没有高水平的领军人物和精英,所以现在吸收了很多‘海归’甚至外方专家参加进来,这是非常好的。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学识传播到国内来,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前25年,一汽也做出了榜样。当时很多老干部转业到一汽来,不管他们原来是地级的,师、团级的,对汽车蛮不懂,就是要学习,就是要上初中课、高中课、大学课来补基础知识和汽车知识。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一汽自己成立一所大学,几所中学,为他们服务。就这样培养了不少骨干,李治国就是从工人起家,从小学开始一直念到大学毕业,最后当了副厂长。同时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海归’,那时候不叫海归,可是这些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为首的应该说是孟少农。孟少农,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曾经教过我一年书,是我的老师。他是在美国MIT得了硕士学位以后,主动放弃念博士,干嘛呢?他说‘我得搞点实际的’,直接到福特和studebaker等汽车厂去实习,从操作机床开始,从技术员开始,于是他就掌握了美国那一套汽车加工的工艺和产品设计的方法。然后1948年回国,到清华大学教书。1952年在苏联筹备一汽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成立一个小组,他是我们的组长。组里还有陈祖涛、潘承烈,和窦英伟,由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起了关键作用了。他以美国汽车工业的水平,评价并肯定了苏联的产品设计和工厂设计,但又指出它们的不足。对一汽此后的技术改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人格高尚,很能够团结人。一汽有一个很好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里有两次让贤,怎么让呢?原来是孟少农1948年回国,1949年咱们解放。51年,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找他,责成他组建我国的汽车筹备组。他答应下来以后就琢磨着,他是一个搞技术的,汽车筹备组事关新中国汽车的发展的大事,他可以推荐一些过去的同学、同事一起来搞,可是领导工作他干不了。于是他建议刘鼎同志,找一位熟悉解放军规律的人来当组长,后来部里给郭力请来了,郭力就当了筹备组组长,他当了副组长。这是第一次让贤。这个郭力是什么人。郭力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就读于哈尔滨工大的前身,在那个学校,讲一口俄语,他三几年就参加革命了。在解放区组织军工生产,革命经历比孟少农要多。筹备组解散,成立了汽车局,一汽又在建设,理所当然郭力就被任命为厂长。郭力说他不行。他还是技术干部出身,又是从中央派来的干部。长春一汽这么大,当时叫六五二厂,长春这个市也不过建了100多年,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他没有当地地方工作的经验,领导不了那么大的一个厂。他请求上级领导另外再派人当厂长,就是后来的饶斌。于是饶斌当了厂长,郭力当了副厂长,孟少农后来也被任命为副厂长,这就是一汽领导的二次让贤.饶斌是什么人?是上海医科大学的学生,后来参加革命了,资历比郭力还老,当过哈尔滨市长,松江省的主席,工作有魄力,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善于组织和发动群众。他们三人是一汽的领导核心力量,他们既有技术,又有政治水平,又能团结一批建厂的骨干队伍。而通过孟少农,又吸引了当时的一批海归,他们大多是英国留学、美国留学的,大约有十多个人,如孙顺理、支德瑜、史汝缉。富侠等,这些人在以后的工厂建设中都作了很大的贡献。不但如此,他们还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技术干部,像我这样的,还算是老的了,可是后来呢,都是在1950年、1951年、1952年、1953年,成批成班级地从清华、上海交大、山东大学、天津大学等校调了很多毕业生,培养他们成才。实际这些人都成为骨干了。又把500多人送到苏联去实习。 到现在为止,经过一汽的培养,调出去了三万多名骨干,支援了二汽和全国的汽车工业,所以一汽称为汽车工业的摇篮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在我们那时候,饶斌同志曾经提出来,一汽要‘出汽车、出经验、出人才’,我觉得这个任务完成了,经验出了,全新的车出了,人才培养了,不但当时起作用,应该说现在也是起了很大的传承作用。吉利李书福,奇瑞尹同耀,他们在刚起家的时候,不少一汽人也支援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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