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祖:中国汽车数字化“文艺复兴”
作者:陈光祖
核心提示: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一些人士对文艺复兴问题重感兴趣,认为文艺复兴的经验与成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让人们更好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不少独特的,诱人的,多元的,现实的可借之鉴。
●再去触摸一下
大约六百年前,欧洲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直以其思想和文化的恢弘灿烂,至今仍备受世界上众多人士的瞩目。
在经济危机年代的发生和复苏过程中,恰恰给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一个一波又一波丑态的大暴露,那些倒退、破产、贪婪、欺诈、丑陋、悲情、蛮荒、愚昧、盲区的东西层出不穷。于是不少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又一轮提出要深化对文艺复兴的研究,指出当年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那里去了?这种以现代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从社会学、哲学、科学角度,再次掀起探求之风,寻求复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产业复兴之道。
在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一些人士对文艺复兴问题重感兴趣,认为文艺复兴的经验与成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让人们更好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步,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有着不少独特的,诱人的,多元的,现实的可借之鉴。
关于文艺复兴,恩格斯说:“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最伟大的,进步的一次变革。”现代的政治家丘吉尔说:“我们可以放弃一个印度,但绝不能不要莎士比亚。”
●推动科学的变革
14世纪到16世纪的时间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并迅速地遍及整个欧洲,这是一次以人为中心的人类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文学、诗歌、戏剧、音乐、雕刻、建筑等方面的改革,向当年极其黑暗的欧洲封建主义挑战,于是真理的火种点燃了,更为可贵的是,文艺复兴还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自然科技的发明和发展,涌现出像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几、培根、达•芬奇,以至牛顿,这样一大批科学巨匠,发现了众多科学学说的理论和实践应用,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新一轮革命的序幕。
因为涉及文艺复兴的议题实在太多,我这里仅从科学问题上加以描述。文艺复兴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有着许多独特色彩,诚为求之。按科学发展时期的规律分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阶段(1378年~1476年),在当时,资本主义一种萌芽时期发生了,人们意识到要急于成长社会的进步需求,但当时统治者国王、教皇实行着黑暗无情荒谬的统治逻辑,人们不愿再当奴隶了,于是但丁的《神曲》一出现,给当时至高无上的教皇制度沉重的打击,对但丁人们称之谓《文艺复兴之父》。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科学特色重点是重新翻译、编写、印刷古代科学文献,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仑等科学著作,1476年重新出版了托勒密的《至大论》,说是复归,实是借旧求新,这是一种复兴的重大策略,这对于后来科学家的启示起到重要作用,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力,表述了科学要脱离国王和教会落后、昏庸的压力,走向追求自由、理想、感情和知识的年代,这是属于科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的动员年代。
兴盛阶段(1476年~1543年),这是文艺复兴对新的科学进行创造的时期。
15世纪80年代欧洲人进入一个“大航海时代”,1487年迪亚斯发现好望角,1492年8月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启程,到达中美洲,1947年达•伽马航海到印度,这时世界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人思维,欧洲只有重新创造,才能走向世界。
在这个时期,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论》(1543年)、巴拉塞尔苏斯的《大外科》,这三大著作接连出版,使文艺复兴科学革命达到一个高峰。
这样,在这个时期,欧洲的天文、地理、航海、数学、医学、物理、化学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个科学文明的世界开始形成,这对于文艺复兴科学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后期阶段(1543年~1687年),在1687年,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它象征着近代自然科学大厦已经完成基础建设,科学的兴起促使文艺复兴走向近代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具有经典意义,科学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起到很好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为科学的整体发展提供一种方法论模式,科学就是科学,既独立于神学,也独立于世俗意识形态,走向自我发展快车道上。
由此可见,意大利是最早产生资本主义思潮萌芽地方,所以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理性,反迷信倾向,强调人在宇宙中心的主体,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推动力;新兴的基督教的思想内涵也对科学技术发展有一定孕育作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集权化和权力欲指使下,倾向于引导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促使近代工业化过程的不断演进;科技的理性发展,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诱发了英国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带动西方经济的发展,出现工业化发达社会。
●四大发明对汽车的纠缠
马克思对中国的三大发明有过赞赏:“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我们常说的四大发明是加上一个陶瓷。
英国加文•孟席斯在《1434年》书中指出,是“中国人引发欧洲的文艺复兴。”尽管这种论点备受争议,但也有不少事实依据的,至少对文艺复兴的外部环境条件起到一定影响作用。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中国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前更是如此”。在12世纪(南宋),中国在造纸术传到欧洲。13-14世纪(元、明),中国的火药、指南针相继传到欧洲。9世纪中国发明印刷,12世纪印刷术也传入欧洲。中国早在东汉就发明了制瓷技术,到宋代古代陶瓷业十分发达,可能是14世纪明代航海家(1371年)下西洋时,带到南洋、非洲、转向欧洲。这些证明,中国四大发明确实对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一定的催生作用,这说明我们中古代的科技水平是很好的。
我把这六、七百年前的四大发明与当前汽车工业上应用情况相联系,却使人感到十分的纠缠,为什么那时我们推动了惊天动地的文艺复兴,而现代工业上应用的四大发明相关的汽车产品却大多数不会生产,大多数还是靠进口的,长期的上不去,这种时代反差,原因在哪里?
我们拿火药来说,在汽车上主要用在安全气囊上,国际七十年代开始应用,我们九十年代也开始应用了,但多数只生产前端和侧面的安全气囊,国际上高端轿车用上20个安全气囊,我们有一些炸管还做不好,特别近来国际上要推行行人安全气囊,因为行人在汽车事故发生中死伤最多,我们还是空白。在炸药上我们会做了,但对于少毒气的第三代炸药还只在研发中,对于安全气囊ECU的电子元器件多数还是进口的,安全气囊的布料也多数靠进口或外商在本土生产供应;指南针在现代汽车上最具代表的是GPS,多年来我们是靠美国网络在运行,近年我们北斗的卫星已经上天,我们已开始应用北斗的卫星通讯导航,开始打破GPS垄断格局,为发展汽车通讯服务业创造良好商机;印刷业在汽车上最容易理解为纸,我们汽车上各种滤清器的滤纸,这是核心部分,在九十年代前几乎全靠进口,近年国内纸业企业自力更生生产了一些适用于国Ⅲ排放要求的纸,多用在售后市场,随着天气雾霾的增多,国家要实施国Ⅳ、国Ⅴ,国内纸业也试制多层复合的滤纸,但还处在初期阶段,而在众多发动机上用的滤纸还得靠进口,而我们纸业上应用的纸浆则全部靠进口,自动变速箱上纸基离合器片全靠进口,现在国内近一千家滤清器企业只是生产外壳,核心部分的纸几乎全靠外来的;说道陶瓷,我们汽车上陶瓷业还十分落后,汽车上排放处理器,如三元催化器、颗粒处理器。氮氧化物处理器等,最为关键的陶瓷载体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近年江苏宜兴等地大力推出名壶、名家活动,称是稀世珍品再现,一个壶卖上百万元,几十万元,叫“千金易得,一壶难求”,这是与汽车陶瓷两回事,不是一回事,这种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也很需要发展,我们家家都拥有陶瓷用品吧。但按国家创新要求,现代工业产品才是创造国家实力的象征,希望江苏省能对三元催化器生产发展加以关注,光是宜兴的实力还不足以把催化器产业搞上去,难度很大,特别是一些高档次的汽车陶瓷产品。再说现在高档饭店,宾馆的卫生间陶瓷用具还全靠进口的,而“ToTo”品牌最昂贵,工业陶瓷,如压电陶瓷还是空白,这是汽车工业很需要的,希望有关部门、省市能关注一下。还有唐山、景德镇是很有历史渊源和有名气陶瓷业,但做出来不少碗,碟,在国际上只卖几角钱,这很不值得,希望要向现代化陶瓷工业方向转型。
这里也顺便说一下,我国是LED灯大国,这是我们光源一次变革,有上亿个路灯可用上,给国家带来节能减排巨大效应,但中国有二千多家汽车灯企业,也只生产一部分辅助性LED车灯,重点在常州、浙江,近来,国际上已推行LED汽车前大灯,有些灯企业已经过几年努力还是搞不出来,从产业链来说,因为缺少LED汽车专用大灯的发光二极管,用国外一只二极管要4.4元,国内的只卖3角,但是达不到要求,不能用,LED大灯是汽车节能产品,尤其电动汽车上很需要,这样中国自己的LED大灯我看三、五年还搞不出来,因为,我五年前就讲过这件事。
再说一个题外产品,手机也可勉强与指南针挂钩。最近科技日报刋登,2012年我们出口10亿部手机,手机纯利润低至2~3元/只,拼装贴牌任人宰割,靠贴牌,付专利,有品牌手机太少,上游研发给英特尔,微软付手续费,为苹果打工,全国手机高达560家,我们这样苦累的干,利润不到1%。还要资料表明,我们干60亿双袜子,换来一台空客飞机。还有近来全国最大的光伏制造商无锡尚德破产,给中国光伏事业重振确立了很大敏感性。从这些问题看来,不光是企业的,更多的是历史上和我们创新机制与制度上问题,现在不是去追谁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找出原因,切实改进。在正当西方处于落后的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我国正是唐宋盛世(7~12世纪),是我国历史上科技文化和经济最为繁荣的壮观年代,古科技十分发达,这种规模与延续时间之久是世界罕见。到南宋及至晚清年代,长期处于深化封建王朝统治,重科举,轻工农,特别是工匝视为是下流的,属于“三教九流”,又孤立商业制度的发迹,构成不少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也出现过像朱熹、王安石、林则徐、梁启超、以至孙中山这样改革与革命的大人物,也无法挽回中国长期封建色彩浓厚的根基,加上外来的侵略、宰割了中国,促使中国进入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社会落后还有什么可言呢!而15世纪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崛起,17世纪英国的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开始兴盛了,1770英国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一次世界工业革命,从此资本主义发展蒸蒸日上,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割据、落后的社会形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至今中国仍残留不少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这包括发展汽车产业上也受到不少负面的影响,都有待我们努力去改革。
●汽车强国的中国梦
习近平指出:要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指导思想,重振汽车价值的主旋律,建设汽车强国的唯一依据,这是十分明确的。在近代一些人士很想在中国也搞一场文艺复兴,如梁启超说:清朝一些思潮出现是“中国文艺复兴时代”。胡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文艺复兴。蔡元培也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可比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但这种种想法都已经过时的了,不符合时代情景了。今天我们提出对文艺复兴的研究,是想鉴借当时一些有益的经险与教训,是一种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方法论,对历史要敢于反思和批判,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拓展有利于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思维空间。
思维科学是指人能控制自己行为的那一部分意识,思维应用抽象逻辑去创立科学思维,甚至出现突发的,高度化的灵感思维,这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悟性认识很有利,特别是要拓展集成的思维,以形成社会化的共识,去思考、去实践,更好的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文艺复兴就是从思维革命开始,不断坚持和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新生思维,从而推动了整个文艺复兴进程的快建发展。
思维革命成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先导,中国汽车工业60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不用多说,大家都看到,但我们发展思维科学了吗?恰恰相反,我们却一直沿用传统固化的思维,一轮又一轮追求汽车产量的上升,表现为只求量,少求质;多跟进,少创新;走多元,缺品牌;划圈子,立山头;盲投入,能过剩;重主机,轻零件;全国几乎每一个省、市都把汽车产业列为重点发展支柱产业,这样缺核心和同质化模式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受到生命周期的惩罚,这就是我们要改革汽车产业发展,必须先从思维进行革命的必要性。最近,我也常到各地汽车企业访问,确实感到汽车(包括零部件)企业多是处在既景气又困惑的状况。企业家多反映我们汽车产业存在着“三荒、三高、三降”情况,“三荒”是工荒,电荒,钱荒;“三高”是高通涨、高工资、高税费;“三降”是降销价、降利润、降配置。这是全球经济复苏年代,我们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年代所付出的代价。当前,我们要努力承认这些现实问题,尽可能从政府和企业自身作出措施,先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要多加扶植,渡过难关。但从长远层面讲,这些问题的根源,正是我们长期对发展汽车产业思维的误区积累而成的,这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这就是我们汽车产业需要从顶层战略层面提出改革措施,特别先从思维革命入手。
什么是汽车产业的思维革命呢?归结到一点就是从目前的“硬制造”转向“软制造”方向发展。“硬制造”硬碰硬,你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没有多大竞争优势,说透了,汽车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汽车只是软制造背景一个产物,一种载体。“软制造”是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汽车业无形的知识和智慧聚集点,已经由实体经济中抽象化出来的软件模型,或是软件因子,用以架构整个产业高度化的竞争力,可以实现科技全球化共享和促进高度化创新,也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我们要以改革精神树立起新型的汽车创新机制;做到从产品分工转向产业分工,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从市场分工转向要素分工,从生产分工转向知识分工,从自发分工转向协议性国际分工,全方位提升数字化为标志的创新水平与效应;确立起新型的汽车产业结构;汽车产业要建成为全产业链汽车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产业制度和机制的不断革新,社会化组织形式的创新,获取新兴的生产能力,建设成个性化定制商业模型,为老百姓造车,为老百姓服务,促使全社会受益于汽车的发展;树立新兴的汽车文化形象,汽车产业要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奉献力量,在全球建立起中国汽车产业的应有地位与声誉,在现代汽车文化上可以树立起东方“天人合一”的新意,天、地、人、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万物聚合,回应人对汽车的一切期待,实现汽车强国的中国梦。
总之,文艺复兴年代科学家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汽车产业强国之梦,归根到底要向知识型产业方向发展,思路决定出路,改革决定成败,这可能是我们对文艺复兴进行一次探索想法吧。
专栏介绍
陈光祖
专栏作者:陈光祖
陈光祖先生早年曾在一汽工作,并担任过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汽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美国华鼎汽车技术贸易公司总裁、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发展公司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政府顾问。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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