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制造业逐渐成为广东经济的主力。

尽管珠三角产业转型大幕已启，但产业转型作为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

以全球和国内先进地区的发展路径观察珠三角，可以发现30年前日本列岛的产业转型历程，与今日之珠三角有着若干相似性：面对日益剧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以及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压力，“两头在外”、高能耗、低附加值的日本产业结构被迫走上了调整升级之路，一举巩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其支柱产业至今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产业转型的经历或许可以为珠三角的产业转型提供借鉴。

东方邻居的相同难题

“尽管二战之后至70年代，日本实现了与美国的政治联姻，并且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倾斜生产方式’的政策导向加快了日本煤炭、电力、钢铁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并且有效地带动了重化学、造船等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到7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以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汽车、家电、电力等重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国海证券分析师桑俊、马金良认为。

但是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加剧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上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之前赖以生存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因此，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层面上，日本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压力，原有的重化工业产业发展步履维艰。

统计资料显示，从1972年按产值计算的产业结构来看，日本以农林牧渔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小，仅约5%；而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占据了日本经济约50%的比重。而在制造业中，机械行业(包括运输机械、电器机械、一般机械和精密机械)占制造业产值的32%，接近三分之一的份额；而且重化工业(包括钢铁、化学、金属和非金属产品等)在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同样较大，约为30%。

和中国目前的状况类似，彼时日本“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让日本经济对外部环境波动的敏感度急剧加剧。以1972年为例，日本原油对外依赖程度达到99.7%，铁矿石达98.9%，钒土矿和磷矿接近100%。而同时出口的依赖程度也比较大，船舶为66.4%，尿素为67.1%，电视机为42.9%，汽车为24.8%，钢材为22.8%。重化工业的生产模式，对生产原料和燃料的需求大幅增长，能源自给率大幅下降。1955年日本进口原油为701万吨，1972年增至2.1亿吨，增长约30倍，国内需求的缺口基本上由进口来填补。因此，在石油危机的冲击面前，日本的产业结构受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综述 图片]发达国家。

“而经常账户顺差和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日元升值压力骤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压缩高成本、低利润的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桑俊、马金良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企业只能将成本的压力转嫁到下游产品上，但是终端价格的提升带来的需求锐减，反而造成了日本高负债率的出口企业产能日趋过剩。同时，石油危机恶化了绝大部分国家的国际收支，一时间贸易保护主义纷纷盛行，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战(汽车战、钢铁战、彩电战)接连不断。

与此同时，国内环境保护成本的上升，亦压缩了日本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和中国目前的情况类似，60年代日本“四大公害”所引致的社会反响，加快了其环境立法的步伐，但与此同时，环境保护成本的增加也不可避免影响了重化工业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

转型的关键：政策推手

对日本70年代转型的研究均指出，政府推动的政策引导是产业成功升级的关键所在。

针对于日本传统行业产业能耗大、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的局面，日本政府彼时推出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加快企业低效产能的清除，通过产业国际转移和企业国内合并重组来提高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首先，加速处理过剩设备。针对原材料等产能过剩行业的萧条，日本政府先后制定《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和《改善特定产业结构临时措施法》，严格规定了从1978年到1983年间，主要的重化学工业(如平电炉、炼铝、纺织、造船、化肥行业等)废弃和转让处理过剩设备的规划。实际到1983年，炼铝业生产能力从164万吨/年，下降至74.1万吨/年(45.2%)；钢铁业平电炉生产能力由2079万吨/年，下降至1807万吨/年(86.9%)。

其次，加速企业的合并重组。在石油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传统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引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产品部门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投资过热、产销差距扩大等。这些问题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都暴露无遗，加上日本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传统产业纷纷实行“减量经营”。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加快了传统制造业中低水平产品的跨国产业转移。两次石油危机过后，日本开始大幅度地通过将结构性萧条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雁型模式”在东南亚地区逐步推展开来。通过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日本不仅有效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国内生产困境，而且躲避了日元升值带来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在对传统重化工业实施严厉的指导性政策，加速传统制造业技术和产品升级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新兴制造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有效引导制造业重心的转移。

日本政府在1975年制定的《产业结构长期展望》中，明确提出确定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业和尖端技术领域为产业结构的发展重心。1978年，《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也明确规定加强对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飞机等产业的政策扶持，对尖端技术领域的开发提供政策补贴，对指定的高科技产业实施税收和金融方面的优惠措施。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鼓励加快技术引进和改造创新。通过结合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实行国产化方针，然后对引进的技术和产品的分解、研制，创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日本企业一改过去对成套设备引进的模式，着重引进技术专利、技术情报及基础性科研成果，然后对引进的新技术进行分析研究，扬长避短，进行创新开发。

60年代中期后日本已经开始注重引进知识密集型工业的先进技术，如通讯设备、航天、汽车制造、电子机械等。进入70年代之后，宇宙开发、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引进和改造直接奠定了日本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以日本电力行业为例，70年代以后，原油耗费所占比重大幅下降，而其他能源如煤炭、液化天然气、核燃料等利用上升趋势显著。

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转型之后，日本经济产业活力的恢复使得日本重新步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8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

珠三角的转型路径：

传统产业整合+新兴产业技术驱动

但与日本相比，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产业转型的基础显然更为薄弱。

70年代初，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加上日本农村教育体系的建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拥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同时，日本的城镇化的基本完成以及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国海证券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认为，相比较而言我国产业转型的起点要低于日本70年代的水平。首先，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2006年中国人均G D P为2028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69年的水平，而日本1973年人均G D 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

农业就业人口数目庞大是另一问题。目前我国仍然有超过40%的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加上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将会持续展开，那么未来巨大的就业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而同期日本农业现代化基本完成，整个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相对较低，仅占总劳动力的1/3。

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要低于日本同期水平。从日本制造业就业人口变动趋势来看，产业转型将带来就业人口从传统行业(如纺织、化工、钢铁等)向新兴行业(如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精密机械等)的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建立在对高素质劳动人口的大规模需求基础之上。由于日本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备，给成功的产业转型提供了智力支持。

但和日本不同，中国目前的转型亦有其当年不具备的优势。由于中国是资源大国，上游采掘业具有一定的价格传导能力和定价优势，但是资源的肆意开采仍然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政府推动并购重组有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通过理顺能源供给渠道减少资源浪费。政府应该通过指导性的金融经济支持和产业政策倾斜加快加工制造业的产业转型，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尤为重要。

由于中国产业转型不仅仅包括新兴产业的推动和兴起，同时还包括传统制造业行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因此未来中国产业转型的发展脉络将围绕这两条主线来进行。传统制造业应该按照上、中、下游分别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来规范和引导行业升级，实现传统产业的创新式发展。

资料来源 国海证券

南都记者 张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