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车祸现场拍摄采访时，遭到交警的阻拦甚至被抢走相机，此事引起区内多家媒体的质疑，交警是否有权阻止记者采访、“妨碍公务”如何界定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晚报记者黄超

6月21日上午9时20分许，本报摄影记者接到线索，在凤凰南街与南薰街交叉路口，一辆厢式小货车将一位过马路的老人撞倒，致老人当场死亡。闻讯后，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此时，一名处理事故的交警要求记者停止拍摄并远离事故现场，随后开始架设隔离带。本报摄影记者也退出隔离带范围，并在较远处继续拍摄。

此时，银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大队长马洪文再次前来阻拦，本报摄影记者表示自己已退出隔离带范围并不曾影响警方工作，但在马洪文的带领下，4名交警上来强行将记者手中的相机夺去并扣押。整个过程中，警方只口头表示是因为记者妨碍公务而对记者的相机施行扣押，但未向记者出具任何扣押证明，也不曾表示是根据哪条法规判定记者行为构成了“妨碍公务”。

当时在场的另一家媒体摄影记者说：“他们（交警）的态度非常蛮横，上来就抢夺相机，最后相机都被扯成了两半。他们有什么权利阻止我们拍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记者在依法进行新闻采访时受法律保护。”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兴庆区交警一大队采访了当事人之一的马洪文。马洪文表示：“当时赶到现场后，只见一个小伙子在拍照，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不说话，也不出示工作证，我们视为没有采访的权利，因此将其驱赶并没收了他的相机。”但本报摄影记者表示，对方自始至终没有询问其身份，交警也未让其出示工作证，并且他始终在警方设置的隔离带之外拍摄，并没有干涉警方工作。在被问及如何认定本报摄影记者是“妨碍公务”行为、是按照何种法律法规执行时，马洪文并没有正面回答。

随后，记者就此事到银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进行采访，但支队相关领导以工作忙为由一再推脱，记者辗转几次都没有采访到。不得已，记者于6月22日下午来到了银川市公安局纪检部门了解情况。在市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记者联系到了交警支队纪检书记，在他的带领下，这才见到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李建国。

面对记者的采访，李建国表示：“交通事故现场应该不存在不可拍摄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民警执勤压力过大，在处理问题时不太冷静才造成了如此局面。”“怎样的行为才算是‘妨碍公务’，如果构成‘妨碍公务’因依据怎样的法规处罚？”李建国表示：“‘妨碍公务’是基于多种因素构成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当时我并没有在现场，需要跟办案民警了解详细过程后才能判断。”

那么，本报摄影记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公务”？交警部门在执行公务时，有没有权利扣押记者摄像器材？应不应当出具扣押证明？记者就此咨询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银川分所见习律师赵刚。

赵律师表示，并没有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在交通事故现场不可以拍照。赵律师说：“法律条文里并没有规定交警可以扣押记者的采访器材，所以，交警的执法权需要质疑。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公安机关还是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扣押物品、拘留人员等，都需要向当事人出具证明，必须有正常的法律程序，兴庆区一大队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没有出具证明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

赵律师说：“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明确规定：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代表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或者以暴力、威胁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赵律师认为，在不影响警方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记者应该具有采访的权利。

截至昨天晚上记者发稿时，本报摄影记者的尼康D300工作相机仍被交警扣押，也依旧未出具扣押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