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您曾说过，把过去一个区分对待原则，变成一个非歧视的原则，这个前提条件变了吗？

L：对。后来在讨论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有一些媒体和一些政府官员，用了国民待遇的原则。他们认为，我们在对待当地的老的居民和新进来的农民工方面，这些待遇必须是国民待遇，我非常高兴，觉得WTO 在这儿又发生了作用。

Y：我们不妨提一点往事，在过去这长达15 年的WTO 谈判中，可能在西方提出知识产权或者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条款时，中国代表往往作出非常激烈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您的观念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L：是，我们当时很反感。我们想，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90% 都在你们跨国公司手里面，都在你们西方手里面，保护知识产权不就是保护你们吗？好像很理直气壮。再就是保护环境，你们过去一二百年工业化把世界的环境糟蹋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发达了，有钱了，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建设，你们又说要保护环境。但这几年，我们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那么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去创新，那么中国在国际技术竞争当中，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保护环境，现在大家更明白了。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的过程，对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展观还是很重要的。

Y：如果我们把这些宏观的理论，具体到一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您会怎么告诉他，他的生活这几年，因为WTO 发生了什么改变？

L：主要是使我们的市场更加丰富，不像以前，老百姓一定要买这家的东西，或者一定要买一个品牌，他们的选择更多了。我认为给一个老百姓更多的选择，就是给他更多的权利。可能很多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了。

Y：您现在做梦时还会梦见当年的谈判吗？

L：偶然，比如说睡觉时突然压住心脏太久的时候，感到很不舒服。

Y：剑拔弩张？

L：在谈判桌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一帮人坐在那里气势汹汹，大兵压境。

现在我不累，很开心

Y：您的妻子要是评价您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两年您笑得多了？

L：比过去话多了，因为她以前老说我，怎么一回到家什么话都没有，我在外面一天讲的都是话，回家再讲话，还讲什么呢？现在我有选择性了，自主权比较高，有一些话我愿意去讲，我就去讲，电视节目我愿意做，我就做，我不愿意做你也不能逼着我做。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虽然时间上、节奏上比过去甚至更忙了一点，但是我不累，觉得自己高兴。

Y：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是一位女强人了，在中国入世之后这么多年，你们肯定有很多机会再次碰面，再见面的时候，老对手之间这种感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L：好几任美国谈判代表，他们在谈判结束以后，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话：虽然你谈判有时非常强硬，而且有时拍桌子，我们比较喜欢你，因为你还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Y：不打不成交？

L：对，那么短时间就会把过去的对立都忘掉了。我记得主办博鳌论坛第一年，我请巴尔舍夫斯基来了，因为当时我们都刚刚卸掉官职、。一起谈谈过去，一开始就互相攻击，她就说我是一个特别抠门的谈判代表，我说你是一个非常贪婪的谈判代表。当时整个谈判的态势就是美方要价，我们还价，我们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所以，她极为贪婪，要一点，还要一点，就说我抠门，所以当时就觉得，气氛一下子就非常活跃起来。

Y：博鳌论坛经常能请到各国首脑，能不能讲讲您是怎么把这些大人物请来的，比如说比尔?盖茨？

L：一方面是中国的吸引力，他们都愿意到中国来看一看，这是一个请到国外政要和知名人物的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就是博鳌论坛影响力比较大了，所以领导人也好，知名人士也好，也愿意到这个论坛上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Y：介绍一下自己今天正做什么，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L：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是改变自己贫穷这样的状态，因为中国人受了几百年的穷了，穷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很大努力上，是解决一个温饱和小康[综述 图片 论坛]的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要对100 年以后的人，想说的是，希望你们不仅仅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应该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需求。我希望我们100 年以后的中国人，不仅仅在物质上是富裕的，在精神也是富裕的，在感情上也是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