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上海城市[综述 图片 论坛]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黄融公开表示:上海在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体系及城市交通建设的过程中,车牌拍卖等措施还是需要的。而在黄融公开表示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上海牌照将在今年7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将有过度性政策出台。”消息一出便引发了黄牛对二手牌照的恐慌性抛售。
虽然上海牌照退出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上海不少车主及准车主们的目光再次被吸引。那么,上海牌拍卖制度到底该不该取消?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近5年上海市上牌总量一览
2004年 全市上牌量13.3万辆
2005年 全市上牌量11.5万辆
2006年 全市上牌量10.9万辆
2007年 全市上牌量20.9万辆
焦点话题:高价牌照拍卖政策是否限制汽车消费?
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今年1月,我国通过了《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其中关于“清理取消限购汽车的不合理规定”一条,让是否该取消拍牌政策又成为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对于上海的拍牌政策到底有没有限制汽车消费,业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说牌照限制了汽车消费,请看看上海满大街跑的外地牌照车辆。根据上海路政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上海行驶的外牌车中,有60%以上基本都是上海人购买的。另一方面,上海牌照的持续高价确实也影响了部分消费者。沪牌价格从最高的5万多元开始逐渐趋稳到3万元,始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多出来的3万多元购车预算也确实让部分准车主放弃了购车念头。但在购车刚性需求始终存在的前提下,部分所谓的“放弃”也只是预计消费时间的延后。
所以,到底上海的拍牌政策有没有限制汽车消费,还无法下定论。
撤
理由1 巨额税收外流
无论拍牌政策有没有限制消费,可以肯定的是,高价上海牌让不少车主选择外牌,最终导致的是税收的流失。
车辆到外地上牌,需要去上牌地缴纳购置税等一系列的税费,而据了解,上海购买10万元及以下车型的消费者中有60%都会选择上外牌。一家经销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每个月卖出60台10万元的车来计算,其中有36台选择上外牌,每辆车的购置税约为1万元(注:实际购置税约在8500[综述 图片 论坛]元,此处取整,并以新政出台前全额收取购置税为准),每个月流失到外地的购置税达到了36万元,而按照上海300家经销商计算,每月流失税收即过亿,全年下来数字相当可观。当然,这家经销商的销量情况并不具代表性,但巨额税收外流毋庸置疑。
理由2 限制汽车总量?
早在几年前,上海的私车额度拍卖政策就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不断质疑,从发改委到相关的行业管理机构负责人,都对上海私车额度拍卖制度进行了“炮轰”。就在《汽车产业振兴规划》通过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就对外表示,“上海收取牌照费早就应该取消,国家此次出台的政策就是针对像上海等地区制定的土政策、土法规,要借个机会取消拍牌政策,取消限制汽车总量的规定”。而早前商务部有关人员也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媒体宣称,上海的私车额度拍卖政策并不符合规定,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条款。
不撤
理由1 减轻城市交通负荷
首先,我们看上海与北京的交通情况。去过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的道路是出了名的拥堵,虽然上海在上下班高峰时间的拥堵还是经常发生,但相对北京而言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想象,如果上海完全放开牌照政策,或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超过目前城市道路的负荷能力。
另外,如果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完成,那上海市民出行的方式将有多种选择,出行便利性也将大大提升。这样一来,私车出行的需求将不会过于强烈,拍牌政策取消或将可行,但此时未是良机。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按照上海轨道交通目前的建设规划,预计到2010年,上海轨道交通通车里程[综述 图片 论坛]能达到400公里。上海市政府曾透露信息,当轨道交通达到500公里的时候或许拍牌政策将逐渐淡出,而实现500公里规划将在2012年。
理由2 取消将破平衡现状
按照目前的情况,上海即使取消拍牌政策,也很难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来管理整个城市交通。同样,如何处置之前花数万元拍得牌照的市民,也是一个问题。在某论坛会议上曾有专家建议,可采用收取拥堵费来解决拍牌政策取消后的问题。但这样做的难点就在于,之前拍得牌照的市民是否需要支付拥堵费?支付与否又以何为截点?毕竟上海的拍牌制度已经存在了十几年,花大价钱拍得牌照的市民不在少数,如何掌握各方面的平衡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现在的拍牌制度虽然受多方质疑,但拍卖制度从去年改革之后,牌价已趋于稳定,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法前就贸然取消,风险过大。
观察言论>>>
消费者的“围城心理”
对于上海牌照,无论新老上海人始终都怀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
已经买了车,上了沪牌的消费者李小姐说:“买之前希望它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等上了沪牌,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因为今后抛出去还能赚点钱嘛!”有这样的心理的人绝不占少数。
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围城心理”,在已拍牌者和未拍牌者之间加剧了某种利益对立,而随着政策的推行,拍牌者人数已增至数十万人,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增大。面对这种心理,不管有关部门是否决定取消拍牌,所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政策执行的成本,还得包括社会后期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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