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比一天热了，穿得也越来越少了，上下班时公交、地铁里还是人挤人，真犯愁。”北京市某图书公司职员沈晓娟，家住北五环的天通苑，公司却在西四环，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坐公交车去地铁站，换乘两次地铁，再转一趟公交车才能到单位。“有座位的时候很少，人太多了站都站不住，坐公交还有一个问题是堵车太严重。”沈晓娟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将近4个小时，不加班晚上也要8点才能到家，常常累得一进门躺床上就不想动了。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网上调查，针对“城市交通”话题，对全国31个省（区、市）15217人（其中63.3％的人是“80后”，21.7％的人是“70后”）进行的调查显示，79.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城市上下班时间交通拥堵。其他问题还包括：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现象多（57.5％），公交、地铁里拥挤（41.8％），安全设施不齐备（41.1％），快速公交不快（39.9％）等。

北京市出租车司机徐师傅开出租7年了，他觉得从广渠门到东直门的东二环，从西便门到中关村一带是常年堵车的地段。“南二环附近最近两年住的人多了，路还是原来那么几条，也堵得厉害。”

“哪里经济机会多，哪里人流物流就密集，哪里的交通也越拥堵。”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凡是经济文化发达或者是政治中心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堵车的城市。一个城市里，凡是交通拥堵的地方，也大多是繁华地带。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存在公共服务配置不合理，交通管理水平低等情况，即使经济不发达，也容易出现交通拥堵。

西南交通大学运输管理学院副教授蒋阳升认为，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剧增引发了交通供需矛盾。“拥堵从表面看，是由于道路容量不够，然而本质却是城市规划不合理。还有汽车产业对内需的拉动很明显，有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大城市拥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家车的出行率太高。”

家住北京市回龙观小区的高聪光为了上班方便，上个月买了一辆丰田车，“我们年轻人买房大多只能考虑四环外的，挤公交一路站到单位，一天都处于肌肉发酸状态，我下决心借钱也要买车。本以为这就解决了问题，嘿，没想到照样难受，唯一不同的就是原来站着等，现在是坐着等，还得担心别人撞我的车。”

为了错开交通拥堵高峰期，现在高聪光每天特意早起，下班后经常在办公室吃了晚饭再回家，“和老婆一起吃饭的时候竟然只有周末！同事问我怎么老那么勤劳地加班，我哪是愿意加班啊，我是没办法。”

近日，深圳市、北京市等地先后出台了党政机关错时上下班措施，以此降低中心城区交通流量。

调查中，54.7％的人认为错时上下班能缓解交通拥堵问题；54.4％的人建议加快地铁、城铁建设；50.3％的人认为要倡导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用车。公众给出的其他建议排序依次为：改善中心城区规划（49.9％），行人车辆严守交通规则（46.8％）增加公交车数量和专用道（42.3％），加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37.3％），车号限行（31.2％），对汽车排污加收环境税（25.9％）等。

“交通问题是一场永远打不完的仗。”蒋阳升认为，中小城市还可以通过城市的合理规划改善交通状况，但是对于城市开发已经形成规模的大城市而言，只能利用调整交通结构、完善交通管理的方式来缓解交通拥堵。比如，在日本东京80％以上的人上下班选择轨道交通出行，就是因为政府保证了公共交通能使个人出行效用最大化，不仅地铁换乘便捷，而且小汽车在中心路段停、驶收费高昂。

“我们在路上堵着，心里就特别痛恨坐着专车上下班的领导们。”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职员武磊磊说，那些领导的司机去接人时是空载的，回来也就两个人，凭什么占用公众出行的资源？再说普通人都买得起车了，领导要想舒服完全可以自己买车开。

调查显示，80.0％的公众赞成取消上下班过程中的公车接送领导制度，其中46.2％的人表示非常赞成。

毛寿龙说，从交通角度讲，公车接送领导仅仅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次要原因。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按照级别来计算公车层次，公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工作激励的方式。如果公车接送领导是为了工作，取消接送显然是不对的。

据了解，在德国，有相当数量的公车是租赁的，联邦政府只为联邦级的领导人和各部部长、国务秘书配备公务用专车；在芬兰，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固定车辆和固定驾驶员的待遇；在比利时，发放优惠补贴鼓励私车公用。

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少华在2004年市政协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提案，其中提到由于公车出行成本不用个人负担，其使用率远远高于私家车。仅2004年4月，在北京市行驶的车辆中，除了出租车外，公车与私车的比例是4：1，占26.7％的公车却动态地占有道路资源80％，给道路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本次调查显示，93.4％的人确认自己周围有公车私用现象，其中有67.1％的人表示“很多”。同时有56.7％的人认为，限制公车私用能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调查中，公众给出了限制公车私用的建议：加强公务用车管理，制定严格审批程序（65.9％）；加大违规处罚力度（63.4％）；扩大监督面，进行媒体、网络等曝光（57.5％）；削减公车数量限制公车用油（54.2％）；成立督察小组，开展长期和不定期检查（44.7％），采用GPS定位系统等技术性监督（42.4％）；实行公务用车社会化（34.7％）。

毛寿龙认为，这些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限制公车用油，可能会导致有些单位添置公车，就像当初单双号限行时有些单位就为领导配备两辆公车。而采用技术性监督，成立督查小组等措施，更会造成管理成本提升。

“要杜绝公车私用，可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将公车待遇转变成个人收入，这样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者开车上下班就成为公务人员自己的选择。”毛寿龙说，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现在在公车使用上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包括每个单位到底有多少公车、哪些工作人员有公车、每个公车每个月的开支状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