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的消息说,杭州公务车改革3个月以来,21个市级机关车改节省近1/3开支。
为了更彻底地改革公车管理体制,如今,杭州市正准备在局级领导干部中探索“包干使用”的车改模式———本人不领车贴,所有公务用车由公车服务中心提供。
此消息一出,受到社会舆论质疑:局长不领车贴,重新用公车,这与之前“局长专车”有何差别?这是否意味着杭州车改出现回潮?
3个月节约开支32%
“6点半出车,7点半到领导家楼下,送他家小孩到学校,然后返回,8点半前接领导到单位。”刘辉是杭州某市级机关驾驶员,3个月前,每天一早,他必须6点赶到单位取车,完成上述工作。
从今年5月起,杭州市推行市级机关公车改革。第一批21个市级机关,市局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按9档发放车贴。这次车改涉及1800多名机关干部,208名驾驶员,227辆公车,如此大规模、高级别,在全国尚属首次。
刘辉现在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现在相当清闲。“一般要先由领导同意批条,调度室才给安排车辆,而且需要预约。”他说,“叫车人毕竟花的是自己的钱,自然要精打细算。”
考虑到可操作性,此次杭州车改,采用货币化补贴的方式,即在取消公车的同时,发放补贴,节约归己,超支不补。
为体现“专款专用”,杭州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规定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防止成为变相福利;取消领导干部的购车补贴等。同时规定,违反者,将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扣发车贴;如果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车改办主任何新根介绍,三个月来,杭州市首批21家试点机关单位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杭州的车改是全国车改最全面最科学的方案之一。”杭州市委副书记叶明认为,杭州车改后节约支出的效果非常明显。已完成车改的7个区费用支出从9354万元下降到5796万元,下降了38%。
局级干部重新用公车
车改后,200多辆公车全部封存,部分向社会公开拍卖,剩余车辆作为工作车,统一归新设立的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管理,接受来自机关单位的公务用车预约,计价方式完全市场化。
李建英每月有800元车贴,但她抱怨:“不经跑,一天就得180元。收费太贵,说至今没有叫过一次车。”
对局级干部而言,这也是个问题。“打车不方便。”某局刘局长告诉记者,一天上午,他到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在路边站了半小时都没有打到出租车,最后只得请同事帮忙开车送了一程。“我觉得有辆相对固定用车,用于公务还是有必要的。”老刘说。
何新根透露,目前,杭州市正探索在局级领导干部中包干使用的车改新模式。该方案经市领导小组同意后,不久将付诸实施。
是否回潮受社会关注
尽管局级干部公车包干使用的制度还在酝酿之中,但已备受社会关注。
在刘辉看来,这就是恢复领导专车,只不过车的所属权变了。他说:“无论是公务还是上下班,领导要用车,照样随叫随到。叫车中心只是个行政事业机构,让合同工举报局长公车私用,可能吗?”
“这不是原有公车使用制度的恢复,而是全新的公务用车方式。”何新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一方面公车使用范围不包括上下班,严格限定在公务活动范围内;另一方面,单位不配车,用车由公务服务中心提供,车辆不固定,而且用车情况都有记录,便于监督。
“这一新模式也不是要取代发放车贴,而是对发车贴方式的补充。”何新根说,改进方案在酝酿阶段,市发改委曾以问卷形式征求过领导干部的意见,结果绝大多数表示愿意。
杭州市相关专家说,这是实现公车统一管理、统一派车、按需使用的局部尝试。只有通过公车管理体制改革,才能让公车回归公务本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教授对此评论说:“一项新的政策可以在实施中不断调整、完善,直至达到预期目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制定有效可行的监督措施。”
公车改革,说到底是一个对公共财政和政府的监督问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振华副教授建议,由人大通过严格公共预算来主导公车改革,各部门将公车费用独立于行政事业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由人大审批,并将费用全部透明化,向全社会公布、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认为,公车改革,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虽然是个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行政经济学问题。投入与产出,能真正满足这两项目标的就是好方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1993年广东省率先开始车改试点以来。至今全国已有20多个省、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各地频频发出严禁领导干部公车私用的规定、处罚条例,但车改多年,仍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此情形下,杭州市推出的局级干部“包干用车”的新探索,究竟是车改模式升级的“探路者”,还是车改回潮的“风向标”,成为此次引人注目的杭州车改中一个新添的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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