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汽车刚刚研制出来，周恩来就马上要求试坐。

1960年4月在周恩来访问印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来自北美的一个记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

周恩来和普通人一样，见别人夸自己气色异常好，心里也很高兴，他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周恩来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东方文明的精髓渗透在他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在衣着上，周恩来有很多“讲究”，他说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中国人的脸孔。

所谓衣服要表现中国人的脸孔，是指衣服面料必须是国产的。其实他没有几套衣服，在公开场合穿的都是那两三套，而且都穿了好多年了，有些地方还打了补丁。他的衬衫穿的时间就更长了，领口和袖口破了倒经常换，但其他地方的补丁是打了又打，直到补丁多得没法再洗，怕洗烂了，一件蓝方格睡衣从1950年一直穿到去世，袖边都长“胡须”了。

周恩来的卫士[综述 图片 论坛]高振普最熟悉周恩来的穿戴习惯：

有一次到非洲的几内亚访问，他跟塞古·杜尔在交谈当中就讲到了，他身上穿的外衣、衬衣，穿的鞋子和戴的手表都是中国自己产的。我们理解他就是告诉对方，要发展民族工业，要自力更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看着手腕上的外国表，周恩来叹息：“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手表呢？”当听到上海能生产手表的消息后，周恩来非常高兴，他对工作人员说：“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他让工作人员花120元钱买了一块上海表，从此，周恩来参加各种活动，手腕上戴的都是上海手表，一直到去世。

周恩来还喜欢乘坐国产车。20世纪[综述 图片 论坛]50年代初，我国还不能生产汽车，周恩来坐的车是斯大林送的吉斯车。这部车老化后，有关部门准备再给他买一部外国车，他当即拒绝道：“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轿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周恩来就要试用，有人劝他说：“产品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等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后来，国产轿车渐渐多了，除了红旗车外，还有上海牌小轿车等，从20世纪60年代起，无论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或是参加外交活动，周恩来都要求坐国产车。

饮食习惯上，成年累月的外事活动也没有改变周恩来的口味，他不爱吃西餐，最爱吃的中餐菜是冰糖肘子、红烧鲫鱼和红烧狮子头，他还经常点名要吃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对此印象深刻：

总理和邓大姐吃饭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一般是两菜一汤，两菜呢就是一荤一素，每个星期都要吃两次到三次粗粮，就像玉米面啊，或是高粱面、高粱米。剩下的饭菜能够留着下顿吃的，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倒掉，要留着吃。

周恩来夫妇一直过着节俭、朴素、清廉的生活，他们也和其他在西花厅工作的人员一样按月交水电费，决不搞特殊化。外出坐车，凡出去理发、会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动，他们都要照章付费。周恩来因病到外地休养，邓颖超不放心，跟着去照顾，她的食宿费就由自己付。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因公休养，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曾经同我们讲起这样一件事：

1966年7月28号，周总理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同学们开座谈会，座谈会结束以后到了吃饭的时间，周总理就和同学们一块进入食堂。周总理买了馒头和菜，总共是两毛五分钱，当时就让我付了钱，师傅给开了发票。总理在吃饭的过程里感觉吃馒头有点干，就要了一碗汤，我就让厨师去做了一碗汤，就是用酱油啊葱花啊香油啊香菜啊用开水一冲。总理一边喝，一边跟学生们一块吃饭，一边还问我交钱了没有，让我再去交钱。那厨师就又收了五分钱，当时把那个发票由两毛五改成了三毛钱。

(摘自《情归周恩来》 阮柳红 著 中华书局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