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玄德

老营会议结束了，它排除了各种干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二汽厂址定在十堰地区，一个相对较好的方案。

老营会议是二汽建厂史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应为正是这次会议，将二汽的厂址的确定阿十堰地区，为二汽后来在三线企业中成为佼佼者打下来基础。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会议。

1964年8月，我从一汽越野车分厂调到二汽任传动轴厂筹备组负责人。大约在8月下旬，二汽筹备处通知：各筹备组扶着人全部去湖北郧县参加厂址会议。通知要求自带行李及一个月的全国粮票。很快，我们就准备好行装，一起乘火车去北京。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红卫兵串联很普通，乘火车时，尽管我们已买了票，但不买票的红卫兵比我们还多。上火车时，由于人挤，我的眼镜被挤到地上，等我找到时，一块镜片已被踩碎，一条镜腿已被裁掉，我只好找根线连上只有一块镜片的眼镜。

我在北京好像只待了一天，就乘火车去武汉，这次火车很空，听说应为红卫兵都赶着往北京等着毛主席接见。所以离开北京就火车就特别空。到武汉后，很快就又乘火车去光化(当时火车只通到光化)。再往前走，就要顺老白公路坐汽车了。

当时的老白公路是一条狭窄的泥石公路，对面来车时，汽车先要找一个稍宽的路面停下，等对面的车慢慢通过。汽车上山时，由于坡陡路窄，汽车就像年迈老人爬山似的，去喘吁吁，走的很慢。当时三箱厂(变速箱、分动箱、取力箱)筹备组(后与发动机厂合并)有一位关士美同志，他是东北人，从未见过山，在汽车上坡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将身子往前倾，像是使劲拉车的样子，大家问：“老关，你站起来干啥？”老关说：“我总觉得汽车像是走不动，要往后嗤溜似的，我想张起来帮它拉一下，免得它往后嗤溜掉下山去。”逗得大家哈哈笑。

当时饶斌。陈祖涛等领导也先我们到达了老营，另一个工厂设计处的同志也已先到，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十堰地区的概貌，对十堰、黄龙、鲍峡三地的主要沟湾作了详细说明。

随后，我们各筹备组被分成三大组，分乘三辆车(当时只有2辆解放大卡车和一辆大客车)，到十堰、黄龙、鲍峡三地轮流看沟，这样便于解决吃、住问题。大约有20天时间，我们才又全部回到老营。当时我们几乎看遍了三地的主要沟湾，我记得在西边一直看到将军河，东边一直看到草店镇。大家对这些沟湾基本上有了一个了解，为老营会议作了良好的准备。

当时十堰地区还比较封闭，人民生活比较贫困，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穿着上布衣裤，光着脚，肩上一根棍子，一头放着粮食(主要是苞谷)，一头挑着酸菜到学校去上学，他们肩上挑的是他们在学校一周的伙食。我们在看沟时，孩子们看见我们这一群身穿蓝卡其布衣服的人，都很惊讶，不知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便恭恭敬敬地向我们鞠躬，村干部知道我们是来建工厂的，也对我们特别尊重，他们会详细地将情况介绍给我们，我们都一一仔细地做了记录。

在老营期间，正值“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时期，因此我们的生活也有些准军事化。早上起床后，就到老营的桥头集合，然后田饶斌同志带队，集体跑步向西到老营小学处再转回来到桥头解散后再吃早饭。一天三餐饭，大家都蹲在地上(白坚副部长来了后也一样)，几个人围成一圈，菜碗放在地上，手中拿着饭碗，边吃边议论工作，有时能有块石头在屁股下面垫一下，就算不错了。如果去看沟，那就每人一个军用水壶，戴顶草帽，背上背包，包中装着资料及饭盒，饭盒中一般是两个馒头，就上路了。

老营会议是在10月7日开始的，参加会议的有武汉部队的解放军、有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有华中勘测大队，还有北京的施工单位和二汽各专业厂筹备组以及工厂设计处的同志等。

会议期间也实行了大字报、大辩论，会议室里贴满了各种观点的大字报，小组会上也是辩论不断。在会上不管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发言必定要先写上或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以证明自己是遵照毛泽东思想的。当时武汉空军部队、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大部分同志主张将二汽放到鲍峡那边，认为那边沟窄、坡陡，易于隐蔽，而专业厂的同志及施工单仕则大部分主张二汽应放在东边(即十堰方案)，认为这边相对为较宽，坡较平，便于布置厂房，便于组织生产，有较好的隐蔽性，易于取得地材，交通也较方便，建厂速度能加快。

会议上争论得非常激烈，有时不得不暂时休会，再组织大家去看沟，回来再继续讨论。

会议开了十多天，最后由一机部白坚副部长做总结：他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认真讨论，他认为：大多数同志倾向将厂址定在十堰。因此，将厂址定在十堰是大家讨论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既贯彻了“山、敞、隐”的方针，又考虑了生产组织的需要和建厂速度的需要，是一个好方案。

老营会议结束了，它排除了各种干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二汽厂址定在十堰地区，一个相对较好的方案。

(作者为原东风公司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