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上海的几起“钓鱼执法”事件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就在央视曝光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两年罚款5000多万元、且多系设诱饵查“黑车”所得后，上海浦东新区一名18岁男子因善意载人被认定为“非法营运”，愤而断指自证清白。与此同时，还有被“钓”车主因此而自杀未遂。目前，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

打击黑车，规范运营，这是职能部门的权力与责任，从长远说也是为了公共利益，无可厚非。然而，目的正义未必就代表程序正义，即便是一心一意“打黑”，也不能以恶制恶，用非法手段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钓鱼执法”之所以引起公愤，首先在于行政合法性难以经得起考量。以无业游民做“诱饵”，化装成行人，谎称需要帮助，利用司机之善上车，到达目的地后不由分说将钞票丢在车上，于是早已潜伏在周围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将司机制服，定其“非法营运”――这种行为何异于诬陷敲诈的“公权碰瓷”？“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遗憾的是，这种诱骗式执法，其主观恶意与客观恶果已远远超越了法治层面，更像是对社会道德的釜底抽薪，摧毁公众对法律与公权的信任、对道德与正义的信仰。在一条满眼都是“无间道”的马路上，哪里还能开出什么互助与悯恤的花朵？

更为恶劣的是，相关执法部门“钓鱼执法”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执法目的已经异化，沦为执法经济的产物。这种执法的背后，有着复杂而暧昧的利益链:执法大队与“钓头”关系密切，“钓头”下又有众多“钓钩”，“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数百元人民币，“钓头”则有提成。正是有了如此“精心”的布局，当事部门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由此可见，“打黑”已经不再是为了整饬运营秩序，而是部门牟利、利益分肥的需要，于是执法就有了指标，设套有了动力。这种执法方向的迷失，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使公权力变成了某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行政执法的要义在于依法行政，遵循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原则，不能悖逆公共利益的方向而采取预谋设圈套的方式执法。行政执法不比刑事侦查，行政相对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行政权力与公众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行政执法中钓鱼执法成为常态，那么，公权部门就平添了对公民的“合法伤害权”。当然，从法理来说，对于偶发性的民事交易行为，即使存在支付对价现象，也不得处罚。执法部门仅能证明某人有一次“提供有偿服务”行为，何以认定其为“黑车”？在各地规范“拼车”行为、提高道路出行效率的当下，厘清“非法运营”概念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关注，既在于此种执法行为性质恶劣、后果堪忧，更在于这种执法行为绝非个案，全国各地皆有发生，公众对此积愤已久。究其根由，在于行政权力缺乏有效有序的制约和规范。行政强制法草案虽然刚刚结束了征求意见阶段，但是，动辄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钓鱼执法”，显然给即将出台的正式法令提了一个醒: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权，依然任重道远。

相关专题：

上海钓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