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也一样非常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服部悦雄:对。这也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当时和北汽,这是北汽的东方红工厂,当时是生产北京吉普的,我们和他们谈合资生产丰田轿车。我们谈了两三年,我带领丰田的谈判小组到北京几次,而且邀请他们北汽当时的一个总经理闻格,他好像是去年过世了。他过世之前,还拄个拐棍到我办公室看望我。我们谈合资快签字了,后来中央没有批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没有外汇。你想1978年,中国还没有正式开放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来得太早了。
主持人:确实是非常的早。
服部悦雄:大众和上海开始谈合资是1984年,晚我们六七年,但是人家赶的时机好。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咱们日本过来的考察团主要是着西装,中国这边接待的考察团主要是着中山装。特别想问问您,在1978年当时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的时候,中国汽车和日本汽车的工业,就像中山装和西装的差异一样,是有多大的差别?
服部悦雄:我认为这个差距,就好象丰田刚起步的1940年左右,当时是七几年,有30年的差距。但是,当时中国负责汽车的这些中央的一些领导也好,还有各个汽车厂的当事人,他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差距。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到日本考察,当时给他们冲击很大。这位已经过世了,这是陈定茂先生,他是总工程师,北汽的。
主持人:可以说当时也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当时对于您来讲,来到中国市场,发现中国市场发展也并不是特别的好,包括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没有那么大。当时有没有打退堂鼓,或者您认为这个困难有点过大了?
服部悦雄:当时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邓小平几次遇到挫折,最后恢复名誉,那个方针定下来,我们觉得只要开放的话,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是无限大的。我一直这么想的。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经济界、政治界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有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总是考虑风险什么的。当然,在哪个国家做事业都有风险。但是总的趋势,总的发展有巨大的发展潜能。现在我还这样做,刚才也提到了。
梁晶晶:也就是说他们有些想法太保守了。
服部悦雄:保守。这也不能怪他们,包括你们在内,中国人也没有估计到这样的发展吧?你们十年前能想到你们自己能买车在北京路上自己开车跑吗?预测不到的。所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说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没有这样的经验。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欧洲的模式,根本套不到中国这里。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的发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我有一种好象宗教信仰一样的。我甚至在中国读书的时候,我想如果是中国有朝一日开放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开放是说自由化,我一直是这样的,好像我这个宗教信仰到现在为止,有时候看到现实好象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