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日前，《广州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历时三年规划，终于获得全国专家评审通过。7月30日，广州市市政部门透露，这项方案正在抓紧形成最终报告，一旦被广州市政府批准，广州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收取道路拥挤费的城市。尽管这项收费尚未实行，但还是引起了市民的不满。(本报昨日14版)

“道路拥堵费”能否当真改善广州市的城市交通状况，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强烈感受到的是，对于这一“收取道路拥挤费”，包括广州当地市民在内的大多数民众，都颇有一种愤懑而复杂的“堵心”之感。

“堵心”之一：只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与此处的国际接轨，而不向其他更多城市如纽约、东京学习借鉴———与彼处国际接轨。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收取拥堵费的国家，因此“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便成了此次广州在全国率先收取道路拥挤费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偏偏只学习新加坡，而不是纽约东京呢(这两座城市汽车拥有量均超过800万，却并未征收拥堵费，而广州的汽车拥有量目前还不到200万)？显然，无论是从城市规模还是交通地位格局来看，广州都并不是类似新加坡的城市。比如，新加坡总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而广州市的国土面积则超过7000平方公里。“堵心”之二：在公交远未完善之前，拥堵费便已急于先行。无论是新加坡、伦敦，还是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不管征收拥堵费与否，这些城市均有相当完善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作为重要基础。如伦敦轨道交通超过400公里、人口只有400多万的新加坡也有地铁100多公里，而纽约东京地铁均超过300公里。有了这样的公交基础，一方面，若交通仍然拥堵，那么再收取拥堵费，理由显然将会更充足充分，如新加坡、伦敦；另一方面，凭借这样的基础，大量市民选择公交出行，交通可以不必那么拥堵。

“堵心”之三：“收取道路拥挤费”之后，将潜在滋生新的社会不公———比如，一些汽车如政府公务车，很可能根本就不在乎这一收费，照样会频繁开车上路添堵，而对于另一些汽车普通的私家车来说，虽然在乎此项收费，但交了费之后，道路可能照样还是堵。众所周知，与新加坡、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的一个重要不同是，我国城市道路上公务车所占比重极大、使用更是极其频繁，而对“拥堵费”之类用车成本，这些公车根本就不敏感。据北京市政协委员李少华此前的一项调查，虽然从绝对数量上，北京的私家车已远远超过公车，但“在北京市行驶的车辆中，公车与私车的比例却是4比1”，“公车动态占有道路资源的80%，成为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

一项以公共利益名义进行的收费政策，一方面，其公共公益效果尚不明确、甚至十分可疑，而另一面，其不合理不公平的，令人堵心、添堵的效果却相当明显确凿。因此，对于“收取道路拥挤费”，笔者以为，还是缓行再议、切勿匆忙推行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