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圩：我是学发动机的，毕业以后一直在汽车行业工作。除了当中有三年在武汉市工作可以说离开了汽车行业，整个这么多年一直在汽车行业里头。

梁茵：对中国汽车特别是我们这些老汽车人，老厂应该是非常有感情的。

苗圩：是。中国汽车工业经过六十年的发展，走过了一条非常艰难曲折的道路，今天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梁茵：您觉得当代汽车人身上他们的精神跟老一辈的有区别吗？

苗圩：有，有继承，也有不同。所谓继承，就是老一代汽车人身上这种艰苦奋斗，锲而不舍，为了目标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还是被传承下来了。当然在新时期，也有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跟国际汽车公司，跨国公司之间，加大了交流，加强了合作，所以在他们身上，也有一种国际化的因素在里头。

梁茵：其实艰苦奋斗这个词，无论是在汽车产业还是在其他的产业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能听到了，但是您觉得这样的精神，在今天的当代汽车人身上，还需要这种精神。

苗圩：还是需要的。虽然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六十年以前，那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这种精神我觉得在任何时期，都还是需要的。没有这一种精神，尽管条件再好，可能会培养出很多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啊，但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必须得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培养出来。

梁茵：对于汽车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趋势，我们现在的更多的利用就是汽车展，展会的这样的方式，向消费者向大众来传播，那您觉得除了这样一种单一的手段以外，现在还有更好的形式吗？

苗圩：我觉得顺应时代的发展的变化。除了展会这种实体的体验以外呢，现在汽车厂家建了很多的4S店，我们完全也可以到4S店里头去现场体会一下这个产品各方面的情况。而且他比展会有一个好处，现在大部分厂家都有试乘试驾，你还可以亲自驾驶着这台车，来体会一下他的性能，体会一下它的感觉。

梁茵：您说的这是应该是对于现代技术的一种体会和应用，像您身后现在放了一台这个红旗轿车，是当年胡主席检阅的时候坐过的，对于中国我们自己的这种汽车的制造的历史，文化，现在我们有没有一些推广和更好的形式能够让大家去了解？

苗圩：这个最早这辆红旗轿车是在1958年，由一汽工人，亲手打造出来的。那个完全是靠手工，精雕细刻，把它做出来的。当时送到北京，给毛主席这些老一代的领导者，他们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终于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做轿车了。当然在这个之后走过了一条非常弯曲道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政治的原因，轿车始终没有被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是我们汽车工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大胆的引进国外的技术，引进国外的资金，大胆的做出决定，发展我们的轿车，使我们的轿车工业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梁茵：像您说的，红旗这个过去都是我们的大厂出的，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自己品牌的时候，更多是谈的是吉利，比亚迪，奇瑞，这样的民营的厂商的品牌。那反而是像这些我们有实力的国企、大企业，好像丧失了我们自主品牌的这块阵营，我不知道从政策上您是怎么看的？

苗圩：确实在有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几个大的企业在自主品牌的开发上，是滞后的，但是并没有完全丢掉，他们也在后来者居上，在不断的追赶这个过程。你像一汽，新的奔腾，新的红旗，也都开始陆续的下线，走向市场，其他的一些大企业也有自主品牌。

我们总体上看，品牌的打造，是需要几代人，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特别是品牌的价值，品牌在客户心目中当中的影响力，那必须得经过长期努力的一个结果。所以作为中国政府的一个主管部门吧，我们还是致力于发展自主品牌，在政府公务用车上，以致将来的政府官员的用车上，都要加大对自主品牌的使用的数量。

梁茵：如果从政策扶持上来看，是否未来我们仍然把重点，把自主品牌的这种打造已经能放在这样的，资金更雄厚的国企上来。

苗圩：其实现在主要还是靠企业的投资，国家并没有在这方面给某一个企业更多的资金方面的支持，我们主要的支持还是体现在政策支持上面。

至于将来的发展，我们对中国汽车工业还有一个机会，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这一块，我们并不落后，或者叫我们差的并不太远。大家都处在大体上同一起跑线上，中国又有这么多的雄厚的汽车工业的基础，又有这么多的人才，我们又有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把这个机遇抓住，很好的发展起来以后，这对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可能说是一个新的机遇。

梁茵：我们现在对于新能源汽车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上的一个规划，对于它未来的市场是如何预测的？

苗圩：我们制定了一个中期的目标，比如说，到2015年，我们争取新能源汽车，累计能够达到50万辆的销售量，这是我们一个预测的目标。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还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目标的。

梁茵：在最开始的时候，您说您本身是学发动机的，应该是传动内燃发动机。

苗圩：内燃发动机，对。

梁茵：今天现在出现了新能源汽车，您觉得和最初的这种内燃发动机的汽车，从现在汽车产业的发展来说，他们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苗圩：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传统汽车也好，讲到底它还是一个汽车。只是它的动力系统在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也不是一个突变，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比如说，说到电池，电机等等方面，包括社会充电站建设，这些方面的制约，往往从传统汽车到纯电动汽车中间，加了一个混合动力的汽车。

这个混合动力又有传统的混合动力和最近几年开发出来的插电式的混合动力。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只是一个半电动汽车，也就是它既要靠传统的内燃机做一部分动力，也要靠电池电机，做另一部分动力，把这两部分动力混合起来，这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但是这个过渡期是必须的。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梁茵：您觉得，我们如果抛弃纯技术的角度去谈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那么现在从市场，从我们的政策福祉上，未来会有那一项是最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苗圩：我觉得除了汽车企业自身的努力，从产品上来说，最需要突破的还是电池技术。因为从现在不管是能量密度也好，功力密度也好，远远还达不到传统汽车的使用的要求，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混合动力的这种过渡性的产品。这是从产品这个角度，从企业这个角度。

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加快充电桩的建设，给首批的客户提供更方便的充电的设施，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梁茵：它可能这个也需要政府从政策上的投入。

苗圩：需要政府从政策，甚至从资金上，开始都要有很大的投入。现在的情况是试点城市，示范城市，建了一些充电桩，但是还远远满足不了首批客户，分散在各地，充电的需求。

梁茵：您是也可以说是在汽车行业做了一辈子了。非常的了解，那么过去十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最快的这样的十年，而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跟中国的政策的这种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您觉得在过去十年当中我们的政策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苗圩：最大的一个政策就是鼓励竞争，用竞争来促进企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进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改善服务。这是最大的一个政策。在这十年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2009年，当年我们汽车的产量由于受金融危机，此涨彼消的关系，我们的汽车产销量，第一次在全球超过的美国。成为第一产销大国，从那以后呢，我们又有了一千八百万辆，这么一个新的目标。这个可以说是全面的超过了美国。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梁茵：但是像这样的在这种全球金融危机下，我们的汽车产业能够逆水行舟，有了这样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增长，应该说，其实我们都看得到，这就是政策上的支持和扶持。但是在这样的鼓励之后，似乎汽车产业仍有一种依赖政策，来扶持市场那样的心态，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

苗圩：是，短期内确实有，在2009年，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推出了比如说汽车下乡，减半征收车购税，汽车以旧换新等等这些政策。但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些政策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退出了。根本的发展，还得靠自身的努力，还得靠竞争，形成的这种机制。靠政策这只能起到短期的一个刺激作用，而且是把后面的消费体现到前面来了，所以这不是根本的，根本的还得靠自身的努力。

梁茵：所以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很多汽车人本来现在期待的政府出台的第二轮的刺激这个汽车产业消费的政策，那现在看来是不是也不用盼了？

苗圩：是这样子，我们对传统汽车现在还保留了一项，就是节能汽车的刺激政策。这个政策我们也一直呼吁，想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政策，伴随着整个传统能源汽车发展的全过程。

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里头，我们人口比较多，城市化绿水平还不高，随着汽车的普及，我们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比如说交通阻塞，比如说空气污染等等，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小排量的节能的汽车，这个发展，所以这是一项政策，仍然保留着。

第二项政策就是我们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的补贴，这个从小轿车，到大客车，我们分别都有不同的补贴金额。这个我们也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给予支持，伴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能够具有跟传统汽车竞争力这么一个过程。

梁茵：我想作为我们新型产业不定是会在政策上想方设法的去鼓励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交通阻塞，我们又不得不去看到有很多的政策，是在一方面是抑制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比如说现在北京，上海的限购政策。

苗圩：限购。

梁茵：对。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响。这种政策上和这个产业发展上的冲突，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苗圩：这个要讲，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了，包括城市的规划，社会的管理，这些方面。其实从人口密度上来说，比我们人口密度大的国家还有的是，国家和地区还有的是。只不过我们大城市堵车的现象，还确实是存在的，如果再不加以一定的限制，这么去发展，那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停车场了，那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政策。

我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从我们的城市规划来说，我们应该大力的发展卫星城，这种格局，而不应该从中心城区，逐步的向外围这么去扩大，这么一个发展的模式。国外的经验都表明，建立若干的卫星城，由若干个卫星城组成一个大都市，城镇和城镇之间用快速的交通把它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可取的形式，特别是针对着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这么一个现状，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梁茵：也就是说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可取政策。

苗圩：随着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再随着大城市房价的提高，人们有了车以后可以住的越来越远。过去十公里二十公里，可能对一个人出行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了车以后，可能这个范围，这半径，要扩大到几十公里，一百公里。

梁茵：现在随着中国汽车的发展不断的膨胀，其实汽车进入家庭已经不是新的话题了，现在反而是汽车到家庭里面已经产生了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时期了。那么就面对着过去很多旧的车型，老旧的汽车，现在要淘汰了，对于汽车的整个的回收利用，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和市场了，那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政策？

苗圩：我们一直致力于推动老旧汽车的淘汰报废中心，除了到达报废年限的这些车辆，要强制性报废，还有一些没到达报废年限的老旧车，由于过去车况比较差，产品质量比较差，所以带来了高耗能，高污染，甚至安全性都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二手车市场不够发达，另外企业在这里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仅仅靠着回收，变成废钢铁这么唯一的一个渠道，而且在回收过程当中，前期给的价格比较低，所以很多客户就觉得我报废这个车不合算，干脆私自把它卖到市场上去，或者拼装车，或者拆下一些报废的零件继续用来维修，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强管理。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要鼓励老旧汽车的淘汰和报废更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更多的发挥企业的作用，把企业加入进去。

梁茵：苗部长是在汽车产业发展上，其实是非常的有设计和想法的，您之前对于中国发展成汽车强国曾经有一些您个人的观点，我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苗圩：2009年，在一汽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全行业第一千万辆汽车下线，结合715一汽的厂型日。当时也邀请我去了，我就想，虽然它一千万辆它是一个标志，但是这也不是一汽累积生产一千万辆，这是当年全行业累计生产一千万辆，而且这个布头布尾，其实全年的产量肯定要超过一千万辆。

我去怎么定义这件事件的一个性质，后来有一位老领导提醒我，他说这是我们成为汽车大国的一个标志，就是前面我讲到的，那一年我们一千三百六十万辆，第一次成为汽车的产销大国。但是我们还不是一个汽车的强国。

当时有的记者就追着问我，说你认为什么样的标志中国就成为汽车强国了，我当时说了三条标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通过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要有若干家，像国际汽车跨过公司这样实力水平的这个企业，这是第一个标志。

第二个标志，就是我们在汽车的发展技术方面，过去我们都是跟跑者，都是追踪者，今后要在若干的技术领域，我们要有领跑者，要有自己的独创的技术来领跑整个全球汽车工业的发展。

第三个，我们一千三百万辆也好，一千八百万辆也好，我们只是决大部分是在国内市场，我们应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今天回想起来，我还认为我这三条标准还是适合的，我还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只有达到这三个标准，我们汽车强国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梁茵：您觉得现在我在打造品牌，和技术突破上，如果我们非要说排一个先后顺序的话，您觉得我们现在在哪方面更欠缺，更应该努力？

苗圩：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两个都很重要。如果让我看呢，可能在技术突破上更加重要。因为这么说，就是品牌的意识，不论从企业来说，从客户来说，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认识，但是在技术的突破上，那我们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梁茵：我们曾经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用手工打造出来汽车，为什么我们今天条件这么好了，已经有这么优越的经济条件，政策上的条件，但是却让人非常遗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在技术上，却难有非常让人骄傲的突破？

苗圩：这个总结起来，也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用市场换技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技术来源是来自于国外，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开发。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但是毕竟这是我们的一个遗憾。由于有了很好的技术来源，相对比较容易的技术来源，所以也造成了我们技术上的依赖。

我们现在没有五十年代那种汽车人，不等不靠，也没有别的来源，都靠自己的努力，怎么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掌握一项又一项的新技术。

梁茵：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即使到了新时代，仍然是在汽车人的一个要求。

苗圩：对，仍然是一个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个。

梁茵：今天非常感谢苗部长百忙之中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