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肇事，再添恶性案例。12月5日晚，河南洛宁县邮政局长谷青阳在该县涧口乡逆向驾驶，撞倒5人，3人当场死亡，2人送医不治，5人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3岁。

愤怒不止于酒驾，还有报道提及的多个细节。警方勘查，从撞人开始到停车地点，相距约280米。目击者说，“这辆车撞到人后还继续跑。如果不是车坏了，司机就跑掉了。”幸未被撞的一名少年说，司机没停车，“我们追上去，车又停了，停了一会又准备走。走了一段车坏了走不动了”，这才没有跑成，而且“我们向司机要手机报警，他不给，还想动手打我们”。

我可以想像邮政局长谷青阳严重肇事后奔涌而出的挫败感与恼怒心理，但无法理解谷青阳见到5人倒地，瞬间的停车后想驾车离开。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局长，需要展现“干部的素质”，而是说作为一个人，面对死亡和生命危急，怎么想到的是驾车离开。

前几天，我们刚刚读过“撞人补刀”的新闻，杀人者称把被他撞伤的女子连砍8刀致死，是因为怕农村人难缠。再前一些时候，“我爸是李刚”的故事主角，在校园里撞飞两人后继续约会朋友，驾车要出校门才被拦下。这一次，感谢车辆已被撞坏，谷局长驾车离开的企图没有实现。

逃逸似乎已成严重肇事者的第一选择，躲避责任的考虑总是在瞬间的换算下甚至不经换算就压倒了对他人生命的关注。他们知道致人于轮下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这似乎只是加强了逃逸的决心。而在将人撞倒之前，他人的生命同样不在这些人的心上。相比之下，去年杭州“七十码”事件的肇事者撞人迅速停车，甚至已属难得了。

肇事能使大脑高速运转，很难深思熟虑，逃逸、停车还是积极施救，更多取决于瞬间换算，而换算的结果，可以显示生命被放在何种位置。他人生命的分量，在此得到了标示。上面这些著名的案例，就显示了肇事者——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社会中为数不少的人——具有何种生命意识。

我很想说，这个肇事案件虽然恶劣，仍然只是一起交通案件，肇事者的行为与其官员身份无关。在我们这个社会，生命被“反向地重视”，而不是得到尊重和顾惜。危急和死亡的严重性，只用于造祸者选择逃避责任，而不用于受害者得到应有的帮助。

然而，报道仍然表明，哪怕这个社会中生命的本来地位不过尔尔，官员的身份还是要及时用于加重肇事者的丑陋。我们看到过官员驾车肇事，指派他人顶责，也看到官员驾车肇事，警察为其解忧。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事发后，一辆邮政车赶来，试图将酒后驾驶公车撞倒5人的局长带走，被愤怒的群众拦下，“营救行动”方告失败。权力的影子在此及时显现，我不知算是画龙点睛，还是画蛇添足。难道，一起酒驾肇事案由官员铸造，权力不表现一下本能般的丑陋就不算完满？

仅仅一天前，一辆小车在吉林长春与一名老者碰撞，“警服男”司机下车狂殴老人，造成千人愤怒聚集，调查称“警服男”冒穿警服，并非警察。河南洛宁县的肇事点，有真正的权力表演，不是假冒，大概只是事发乡下，临时聚集千人不易吧，但人们的愤怒制止了邮政车救走局长的尝试。

案件之外的一些延伸细节不应被忽略，它们证明了权力如何不轻易放过机会，在本来已经丑陋的世相中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担当为恶劣事件“补刀”的使命，使丑陋更具中国特色。

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