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车改革试点工作基本成功，2011年将向全市推广。”昆明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季志远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经过近一年的“公务用车非货币化改革”试点，昆明市委将可能成立公司化的经营主体，在全市范围实行公务用车“有偿租用制度”。
2010年12月1日，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在一份《网安信息专报》的文件办理单上，就公车改革模式批示：请(有关同志)推进全面试点。
向来为公民所密切关注和诟病的公车改革问题，国内已有辽宁辽阳弓长区的公车改革、浙江杭州市进行的公务用车改革、北京市主要集中在郊区下辖镇的公车改革试点，但均“无果而终”。而昆明这一次的“市场化”探索，能免于前车之鉴吗？
有偿租用怎么租？
2010年12月30日，昆明市五华区政协办公室主任王剑波照例填写了一式两份的派车单，交到车队里，车队调度员杨勇明马上安排了一辆小车。不久，司机将3位政协领导送到目的地开展调研工作。
类似的流程每天频繁往复地在这个机关大院上演着，这样的派车方式看上去似乎与许多事业单位的车队派车方式并无两样。然而事实上，每家单位派一次车，其行车地点、里程数、用车人、经办人都会记录在案，作为月底结算的依据，这将避免公车使用无度的现象。
五华区全区政府工作人员1250余人，按照昆明市政府规定的单位用车经费配额，每人每月400元，这些费用将统一打入各单位的公车专用银行卡上，由各单位自行安排使用。公车专用卡不能提取现金，也无法挪为他用。这种经费配额制度，也被称做“定额包干制”。
当然，有些部门如果想用车自由一点，公务用车可以选择打出租车，也可以私车公用，选择公交车也可，费用同样可以从公务用车经费配额里报销。
与参与试点的其他三个区一样，五华区在2010年1月组建了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这个机构颇似社会上的汽车租赁公司。一般地，各单位月底会接到一份机关车队发来的结算账单，各单位有关人员要在次月初前往车队结算处刷卡交费。
每年节省2050万
昆明公车改革的试点，源于多起公车私用事件。2009年4月，仇和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就公车管理问题提出：一是要进行公车私用情况排查，二是加强源头治理。此后，相关部门开始酝酿这项改革。
前后经过近7个月的调研后，2009年12月25日，昆明市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主城四区党政机关实行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的实施意见》。2010年1月15日，在主城四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启动公车改革。随后不久，各试点区的总计920辆公车除执法部门用车外，全部进行移交封存。5月份，462辆公车经过评估后对外公开拍卖。
公车改革试点近一年，效果如何？季志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主城四区近3年公务用车购置使用费除执法部门外，年平均支出4640万元。实行定额包干后，四区2010年公车预计支出2580余万元，如果车队能通过有偿租用实现自给自足，那么四区年均总计减少支出近2050万元，年均下降35%。
用同样的算法，西山区2010年定额包干经费总计480万元，比2006~2008年交通费年平均支出节约49%。
对于昆明市公车非货币化改革领导小组来说，现在摆在面前尚不能向公众作出交待的是，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的运行能不能靠各单位的租车业务来自给自足？对此，季志远表示，“目前尚不能给出答案，须再等3个月，计算全年的运行成本，才能知道。”
据介绍，公车改革前，昆明市的公车一律按照财政拨款14000元/辆的养护费标准支付；而实际上这笔钱各单位都不够用，各单位都要通过挪用其他方面的费用来补贴车辆经费，平均每辆车实际支出25000元。
每辆车超出限额近1万多元的成本，往往来自于使用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季志远说，事实上，公车改革最大的成效是解决了公车私用的问题；而从长期来看，也将很大程度上解决公车成本过高的问题。
公车服务市场化探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政策规定比较明确，但在执行层仍然有一些擦边球可打，比如有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府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分别保留2辆接待专车。这种情况的处理尺度，相关执行部门并不好把握，而且遇上的是“权力部门”，这碗水能否端平？此外，对于县处以上的干部配车改革，未来将如何在全市推行？
此外，私车公用当中发生了交通事件，或者车坏了，或者出现损坏怎么办？目前有关部门实行的原则是：不主张私车公用，不主张由单位来安排私车公用。在这一方面，相关的管理办法与配套制度尚不健全。
尽管如此，季志远认为，目前的公车改革总体上相对顺利，将于2011年在全市推广，时间表尚不具体，但“估计在上半年”。“本来我们市级机关组织这项工作，应该在2010年11月启动。”季志远说。
2010年5月，中纪委党风室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先后赴昆明进行公车改革调研，并将昆明公车改革称之为“公务用车非货币化改革”。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昆明交流全国的公车改革情况时，相关领导认为，昆明的这种模式可能是未来公车改革的方向。
昆明市纪检系统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从既往改革经验来看，公司化运作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社会上很多市场化运营的公司管理水平都很好，引进他们来参与到公车服务，是可以尝试的。
上述昆明市纪检系统官员认为，未来如果将车队从机关事务管理局分离出去，政府作为一个股东，参与管理，并吸引社会资金来合作经营，借鉴企业化运作的方法与制度，对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有着重要意义。
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昆明市对公共事业性行业加大了改革力度，包括医院公改私，民营资本进入，投融资改革等。“事实证明，各方面都可以市场化，我们就是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
资料链接
国内车改模式
广东模式
公车货币化模式以广东珠三角、辽阳弓长岭区为代表，曾长期被认为是公车改革的方向。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昆明模式
公车集中管理模式则以昆明为代表，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
杭州模式
第三类模式则以杭州为代表，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杭州市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不同的是，杭州车改没有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
国外车改模式
德国模式
德国政府从联邦到各州乃至大城市区和各州县政府，都为一定级别官员配备公务用车。司局长级的官员，保证公务用车，但不配备专车。
芬兰模式
在芬兰共和国政府各部(总统除外)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固定车辆、固定司机的专车待遇。
印度模式
印度政府规定，只有内阁部长和副部长、文官中的秘书(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副部长)、辅秘(相当于中国的部长助理)和少数联秘(相当于中国的正局长)等以上级别的官员可以配备政府专车。
(张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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