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 小平同志提出来，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此， 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 。“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谈起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历程，龙永图感慨万千。

“所以我们今天想起这件事情，确实很缅怀小平同志当时的那种魄力。”

他说，如果把一次次的艰苦谈判和经受的挫折都讲出来，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如果简单地讲，15年的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

关贸总协定和WTO谈判的景象就是：少数人在谈判 多数人在喝咖啡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中，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进行谈判。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谈判，不可能发生美国和孟加拉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这种事情。过去的关贸总协定有很大的咖啡间，周围都是会议室。那些会议室里面，美国和欧盟、日本和欧盟、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对手去谈判，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特别是那些小的成员经济体代表，基本是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等待消息。这就是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景象———少数人在谈判，多数人在喝咖啡。

在这个意义上，关贸总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没有经济实力，很难参与真正的谈判；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它也是平等的，根据关贸总协定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原则，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欧盟关在小屋子里面所谈的结果都会完全、无条件地适用所有成员。如果美国经过艰苦谈判，把日本汽车的关税拿下来了，美国代表就会很骄傲地从会议室出来表示，美国已经和日本达成协议，从多少降到多少。那么外面喝咖啡的所有成员都会喝彩。因为这些条件将适用于他们。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在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的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此，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

龙永图： 中国决定在1986年申请“复关”。谈判从1987年开始，谈判一开始是顺利的。主导整个关贸总协定的成员主要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关贸总协定是一个经济贸易组织，但是他们在作出到底吸纳谁成为关贸总协定组织成员决定的时候，有很多政治方面的考虑。

中国谈判之所以一开始比较顺利，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还没有解体。而且没有进行任何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西方看好中国的改革进程，虽然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关贸总协定成员的要求，但还是想把中国吸收进来。

但是，1989年“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断了和中国的谈判。现在说中国入世经历了15年谈判，其实真正的谈判大概是13年，中间中止了两年多，一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重新开始。

那时，中国不仅仅把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看成是一场恢复国际外交和经济地位的谈判，更看成是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围堵和制裁的重要政治举措。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做工作，李鹏总理出面给关贸总协定所有成员经济体的政府首脑都写了信。中国复关谈判就是在此背景下恢复的。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不断起作用。正因如此，这样一场非常技术性的贸易谈判，常常是由高层从政治上进行推动。这也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一个规律吧。

比如在这个谈判的第一阶段，我们碰上的最大困难是当时中国不承认在搞市场经济。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对我们当时谈判代表团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从此以后，我们和外国谈判代表算是找到了共同语言，开始了真正的对话。

谈判组向外国谈判对手解释不通什么是“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时我们讲，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但是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呀！

龙永图： 世贸组织1987年开始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体制进行审议。

当时，他们追问最厉害的就是你们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企业是整个经济的细胞。

当时我们讲，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你这个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你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的，可能是代表你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当中，在整个工厂的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最高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当时我们确实讲不清楚。

我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到日内瓦，试图讲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但是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呀！ (据《中国青年报》)

到了重大的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

记者： 有报道说，在这15年谈判过程当中，你曾经流过好几次泪，真的吗？

龙永图： 我从来不太爱哭的。谈判中我惟一一次流泪是在2000年初与欧盟大使的谈判。这位欧盟大使是有名的中国通，也是我的朋友，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以为自己的民族是很优越的那种人。当时中美已经达成了协议，中欧谈判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很小的几个问题。他跟我谈判的时候，突然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手段。他说，如果中国不能答应某个问题，欧盟就不可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知道他在唬我，作为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欧盟大使跟我谈话后，我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我本来答应给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作报告。但是我血压一下子很高，于是向同学们表示道歉。我说我今天不能够作报告了，我就讲起前一天的事情，我那次流泪了。这是出于心理压力的一种发泄。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最关键时刻流过泪。

我看到报纸上说，1999年11月，中美达成协议以后，我哭了。错了，我激动的时候是不会哭的，有什么好哭！最后达成协议时，我当时脑子里面想到的，不是达成协议这个事情，而是一直在想，哪个问题要再那么谈一点就好了。我有很多的遗憾，我那天并没有出席签字仪式，我一直在想着那些谈判的条款。

有时候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标题《龙永图别流泪》，我流什么泪？但是，也不能说我是没有感情的人，我是很有感情的。有时候看一个普通电视剧的时候，我会流泪。但是到了重大时刻，我不流泪。可能是因为在重大的时刻，想得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东西。

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总是要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固步自封者，遭到一些议论在所难免，不用理它。

记者：在中国的高层官员中，您因为入世谈判这件事而受到不少非议，有没有想过放弃？

龙永图：改革也好，开放也好，总是要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或固步自封者，遭到一些议论在所难免，不用理它。我就坚持一条：中国必须走开放型经济的道路。具体到入世上，就得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这与改革的大方向是相一致的，对此我从无疑惑，也从未动摇过。中央、地方和企业界都曾给予我可贵的支持，坚定了我将谈判进行下去的信心。我想我最感到欣慰的恐怕是入世谈判没有在我手上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