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础装备工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以至于一直影响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过去30年里，中国需要的重大基础装备和重大装备技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市场向好，中国装备企业的生存依然会是个大问题。但即使在今天，中国这个产业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有一争之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已在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过程中依然带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断。”让何光远感到痛心的是，接下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样“一刀切”色彩浓厚，“对关系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研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早在1986年，国家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减少对科研院所的财政划拨经费。19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了以科研院所转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希望彻底把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1996年，何光远从部长的任上退休，但他注意到了三年以后的一次更关键的改革。1999年3月，机械工业、冶金、 煤炭、化工等10个由部降格为局的行业主管部门在划归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之后，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启动。按要求，10个行业局所辖的242个技术开发型科研院所，在2000年底前必须与政府脱钩，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制。

改革似乎在一夜间完成，原先这些一直承担共性技术研究和行业标准制定的科研机构，转瞬间成为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但是改革的不良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这些科研院所以前承担了国家共性技术的研究和行业标准、技术规章的制定，改制后成为企业，这些科研机构没有动力进行共性技术研究了，他们更关心如何到市场上找饭吃。”何光远说，这些损失是长远的。

2006年“两会”前夕，242家转制行业科研院所的院士们联名上书国务院，信中建议国家尽快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专门研究行业发展中重大的、关键的共性技术，为应对国际巨头的竞争提供技术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工业技术研究院还停留在院士们的建议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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