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工人一起打篮球，在夜半思考人类的历史……以经商作为志业的李书福顽强地在生意场上寻找生命和生活的意趣。

这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十分清晰：生意的结果是财富，但生意的目的不是财富，而是生的意趣；财富如果未被赋予生的意趣，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数字，而不能成为一种价值。

他几乎每天都要挑战自己——如何保持对梦想的信仰？如何在交易和交换中保持自己内心的洁净？如何妥协自己的骄傲不逊，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一个“狂人”变成一个“傻子”？

一个男人

李书福为他的公司取名吉利，那是一家制造汽车的公司。吉利，意思是能够给所有开吉利车的人带来吉祥和安全。熟悉中国汽车工业的人都知道，吉利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年少的李书福

半个世纪[综述 图片 论坛]以来的中国汽车业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左右着的。作为战略性行业，国家牢牢将其控制在手中。在我们的国家看来，汽车代表的是工业能力、经济力量和国家尊严。显然，在1984年与德国大众在上海进行合作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发现--除非有更多中国人能够开得起轿车，否则中国的汽车工业就谈不上什么尊严。

20多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几乎被牢牢把控在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手中。但是有一个叫李书福的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格局。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格局越清晰，李书福的影响就显得越强烈。

李书福早年的生活如今看起来更像20世初期的一个美国青年追寻黄金梦的过程。他在19岁时依靠父亲给他的120块钱开了家照相馆，但不幸的是他的照相师傅花掉了其中的大部分钱却只买回一个照相机盒子——他把照相机弄丢了。李书福用剩下的钱买了台质量稍差的相机，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开始满大街给人照相。

两年后，李书福开始捣腾电冰箱零部件，最终组建了自己的冰箱厂。1989年，26岁的北极花冰箱厂厂长，成为一名真正的千万富翁。但在1992年，准备在海南房地产热潮中大干一把的李书福被自己的无所畏惧欺骗了，他几乎赔光了之前赚到的所有的钱。不过这段经历使他相信，他无法从投机中赢得足够的财富和尊重，他更适合搞实业。他瞄准了摩托车，随后向汽车进军，几乎所有媒体都形容他“执著得近乎疯狂”。

吉利最早厂房

作为企业家的李书福似乎代表了一种现状——中国的企业家从来没像今天那样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已经成为印刷术、无线电波、数字技术和电影胶片的新宠。他们不再像往日一样，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个把他们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尸骨一同埋葬的时代再也不回来了。

吉利第一辆车下线

不过不幸的事件还会发生--对于“原罪”这条乌有之罪的讨论正在持续。还有开放和垄断、腐败和清廉、先富起来和两极分化……各种各样的争论都在将那些面对世界级富豪和跨国公司不好意思称为富人和大企业的中国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推向舆论和观念的焦点。在巨大的能量和吸引力面前，包括李书福在内，他们迷失了。

苦恼和幸福

李书福几乎没有长久思考过自己到底要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他一直认为人的想法在不停变动，今天还想成为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那些人，也许明天就开始憧憬成为另一类人，甚至变成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想法可能都不一样，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的。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的想法，跟以后的想法，我想可能都不同。”他说。

今天的李书福更愿意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做一个记者，或是一位画家，或者去搞搞音乐，或者干脆去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养养猪、种种田，颐养天年。“我认为那些人比较自由，没有太大的压力。”他说“可能我对他们的行业了解不够，可能他们也有压力，也充满了竞争。但最起码考虑我们现在经营企业的这种辛苦，我感觉到还不如他们那种工作相对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最起码不要对很多人负责任。他们不会带领很多人，不要考虑吃饭、发工资，到了年终还要发奖金，像在中国又要去看望各种各样的人。”

吉利有上万名员工，李书福得考虑他们的工作问题、生活问题，有时候甚至要过问他们的收获多少、心情好坏，以及各种各样的喜怒哀愁。繁琐和繁重的工作有时让他疲惫，以至于他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极不理想，“最起码是太烦了”。

这样的论调难免让那些以李书福作为目标的创业青年们感到失望和沮丧，在他们的眼中，李书福是一位实践企业道路上未泯个性的财富明星，是镁光灯聚焦的时代宠儿，而不是一位在烦恼、疲惫和牢骚中胶结的“一般人”。

面对这样的诘问，李书福会习惯性地苦笑一下：“这就是一个围城理论，里边的人觉得外面很好，外面的人觉得里面很好。所以我有时候也想通了，可能大家都一样，一个人不知道另一个人的痛苦，也不会了解另一个人的幸福。”

显然，一个时常跌落进烦恼中、沉湎在痛苦里的李书福并非真实的李书福，而且这些烦恼和痛苦也无助于他和与他同样年轻和充满梦想的企业家成为中国的“麦克纳玛拉一代”，作为出类拔萃之辈而为历史所记录。

每次想起吉利的宏伟目标——到2015年的时候能够每年至少卖200万辆汽车——李书福就会感到幸福。这是支撑他的第一动力，也是他幸福的源泉。汽车就是他的血脉，尽管时常憧憬着只对自己而无须对他人负责的自由生活，但那注定只是他虚幻的想像。

“我现在已经不自由了，以后怎么会变得自由呢？”他问自己。尽管未来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自由”却愈发遥远。也许一支杰出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可以将自由兑付给他，但显然吉利和李书福努力的效果都不明显。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给他自由。他说：“中国法律的环境、政治的环境、文化的环境，是不可能让我们这些人做得很轻松，没有这个可能性。”

“中国好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是这个环境不可能造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也不可能成就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的理想。”李书福目睹了太多的“关系经济学”，他发现我们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亟需改善，只有环境改善了，“谁的关系好，谁的权力大，谁的发言权就大，谁就厉害”的现状才会发生改变。他对当下的职业经理人心存疑虑，他慨叹说：“不是没有这个人，是没有这个环境。”他既担心职业经理人的成长空间，又担心像香港肥皂剧里描述的那样，职业经理人利用关系把老板给坑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