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福源一回国就被委以重任：主持从日本小野公司进口的大型底盘模拟测功机的解体、搬迁、重新安装及调试工作。底盘模拟测功机是用来测量汽车驱动轮输出功率、扭矩和转速的专用计量设备，内有30台套设备，既有小型电子计算机系统，又有微机系统、大型的转鼓及风机系统、大量的传感器和控制系统、复杂的互锁式操作系统、大型可控硅系统(18.5万千瓦)、大型减速器等等，线路十分复杂，它可以模拟对汽车进行检测时的各种路面、风速、刹车力等，还可以进行风速风洞试验，当时全国仅此一台。福源说这一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小百科全书。
1979年底，福源出国前曾负责验收该设备的电子计算机部分，当时由于基建方面的原因，设备被安装在一个临时厂房内。1983年初，新厂房落成，需要搬迁。但怎么把这么庞大的系统安装到新厂房内，却成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坚持，我们只会使用操作，技术力量不够，应该请日本专家帮忙，但这样需要花费25万到30万美元。
福源挑起了重担。有好心人曾劝他：系统这么复杂，又不是你学的专业，风险太大，万一失误，岂不把你出国学习的成绩给掩盖了？福源笑笑说，不用考虑个人。
这套设备仅电气、电子线路图纸就有1000多张，各类英日文说明书有近40卷。在对这个系统进行反复分析后，福源自己动手重新画了分析图，理清了所有连接线路。他和十几位同事一起，全部自己动手拆，自己运，自己装，自己调，终于排除了所有故障，按说明书调出了精度。搬迁工作全部结束后，日方派来的专家组组长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8年春天，吕福源在大众工厂与德国谈奥迪3万辆先导工程最后一个名字
1984年，福源调任一汽轿车分厂副厂长，分管技术。当年是国庆35周年，一汽接受了制造2辆大红旗检阅车的任务。由于检阅车技术要求特殊，要防弹、有自动升降活动篷、有检阅时首长脚踏的升降台等。这些技术要求在国内汽车制造业尚属空白，当时既无感性认识，也没有任何技术资料。而从设计到制造，只有9个月时间，相当紧迫。
轿车厂党委决定成立检阅车研制领导小组，组长是轿车厂总工程师赵静岩，福源和另一位副厂长崔洪松任副组长。他们组建了专用车车间，抽调各科室车间各工种精兵强将近40人，形成封闭的生产调试场地，对设计人员按项目分工，编制网络进度。
这里有几个技术非常关键。一是检阅车的活动篷开启闭合是采用手动还是自动控制？设计科倾向于自动控制，理由是检阅时有特殊情况或下雨时随时都可开启或者闭合，如果是手动控制，司机操纵起来很困难。
福源经过深入调查，听取了很多设计师的两种意见后，提出用手动控制。他认为，自动控制虽然好，但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况且自动控制存在操作上的很多不安全因素，这2辆检阅车不能有半点闪失，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尤其是活动篷不用时一定要有锁紧装置，绝对不能失控。领导小组采纳了福源的意见。
另一个关键技术是发动机，当时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支持用福特发动机，理由是马力大，不用担心检阅车因为加装防弹活动篷和升降台装置而带来的自重加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福特发动机如果匹配得好的话，还可能克服检阅车长时间超低速行驶使水温油温过高的缺陷，但要装福特发动机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到厂时间。
另一种意见是装我们自己的红旗发动机，理由是现有从国管局返回来的十几辆红旗车所装的发动机都是经过严格试验挑选的，不用重新组织生产，拆两台就行，质量有保证，时间有保证。马力虽然比福特发动机低，但我们的发动机在红旗保险车上表现良好。
福源和领导小组认为，这两种发动机都存在不足，都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而在红旗发动机上动手术更得心应手，更有把握，因此确定用红旗发动机。
为保证低速行驶不熄火、不开锅，攻克一个个难关后，紧接着进行道路试验。15公里稳定车速，在气温高达27度的天气里整整试验了半个月。在通往老怀德的道路上，农民骑着自行车都赶上了低速行驶的红旗检阅车，他们还以为领导来视察庄稼生长情况呢！热情地告诉试车的同志们：“前面那片庄稼长势比这片还好。”试车的同志们只好笑着点头。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福源起得特别早，大约是凌晨三四点钟，说是要到附近孟家屯部队机场检验防弹材料。
“真用实弹射击啊？”我问。
“那当然。”
结果进口的防弹布没有达到标准，领导小组决定改用自制材料。
就这样，红旗检阅车试制人员度过了250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984年9月5日凌晨，崔厂长等人将检阅车送往中南海，项目小组胜利完成了邓小平同志国庆35周年阅兵用车的历史任务。10月1日上午，福源在家收看阅兵式，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留念。不久，轿车厂收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签发的嘉奖令，总厂也给轿车厂记了特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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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帮宁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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