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国家周刊》：在汽车社会已经到来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路径该如何抉择？

严金明：发展大城市的优势是集约用地，规模效应。问题是容易带来大城市病。中国未来会有庞大人口要进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这么多人口容纳，还是要靠中小城市。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是要适度控制。比如北京，如果从资源禀赋的角度考虑，肯定要控制发展规模。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水资源。目前的城市规划是按照人均300立方的水测算的人口规模，已经非常紧张。

关键问题是怎么控制人口。曾经有人在两会提出议案，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但是现在大的潮流是打破城乡差别和地区户籍限制，行政控制必然引发争议。北京要是完全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无论哪一届政府来做这个决策，都必然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客观上又必须要控制人口。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在起到限制人口的作用了。比如高房价，高拥堵，已经挤走了一部分人了。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一个两难问题。

牛凤瑞：大城市的率先发展，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所以我一直强调，在反对大城市病的时候，要适度。城市发展有其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为的限制和引导，不能改变大方向本身。

中国一贯有崇小抑大的思想，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农业社会的心理，或者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实际上，在发展中，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和已经成熟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国际大都市历史上都出现过大城市病，但随着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都逐步缓解了。这里边就有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以及解决路径的参照。

我一直认为，正是交通拥堵，给现代化城市的交通体系建设提供了市场需求。这是根本的治堵动力。

杨涛：关于城市开发建设方面，构建公交不仅仅是交通部门的事情，很重要的是规划、土地和建设部门。在进行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公交城市”的理念。在公交城市这个理念基础上，才是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到具体开发过程中，还要提出形成公交社区、公交流域。现在北京很多的建筑综合体，有没有考虑跟公共交通的密切结合？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而且做好了对减少小汽车的依赖性，对扩大公共交通的服务是有绝对的好处的。

李书福：应对“汽车社会”的到来，需要认真在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成立中国汽车社会研究课题组，研究汽车产业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所涉及的问题，为中央决策提供一手资料；二是及早出台强制性燃油经济性法规，使新进入市场的汽车平均能耗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三是各城市应设计出合理的交通结构和居民出行方式，统筹公交优先和私人交通的关系，不要简单地限制私人汽车消费；四是给予汽车企业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放宽审批限制，鼓励市场竞争。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亮、葛轩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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