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非传统

在平泽暴动所引发的舆论焦点中，其最大股东、总部位于上海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备受关注。不过，上汽在这三天的气氛与平日无异。据上汽内部人士透露，双龙如今的暴动和上汽集团并无直接关系，虽然上汽名义上仍是双龙的第一大股东，但自从双龙汽车今年年初进入回升程序后，便托管给了韩国地方法院，上汽在双龙的剩余权益，需要等待韩国法院的最终裁定。

尽管如此，对全世界最彪悍的工会文化的陌生仍然是上汽此番海外投资之初的最大败笔。仅从资产质量来衡量投资价值，很可能忽略其它因素。这家长期亏损的韩国第五大汽车企业在韩国SUV市场的占有率曾一度高达50%。即使在不久前，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仍在表示：“目前，双龙的资产还是正值。”但另一方面，他也坦诚，“抵押担保都拿不到，这样的投资环境太糟糕了。”

在上汽的经验中，韩国民众对于几大汽车公司持不同态度，合资企业通常会被作为纯粹的国外企业来对待。在其它国家，这种态度极为罕见。

事实上，民族国家在内心都难免排外情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保证民族国家生存能力的必备心理状态。韩国工会的问题在于，当这种心态与复杂的商业利益相渗透，将会触及底线。这个层面上，工会是这种民族心态在现代社会的最佳载体。

目前，韩国拥有两个全国性的工会，此外，各类产业工会和企业工会不胜枚举。每年，韩国工会都会以“谈判”和“斗争”形式定期向资方要求更多权益。而罢工也基本成为韩国的常态社会现象。但值得关注的是，平泽事件为何在法院介入后一触即发？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工会文化主动背负了太多的精神使命。在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这种文化又渗透进韩国律法。与制度绑定的文化，其兴盛已超出政府的控制力。“因为工会的权益被写进了韩国的法律，韩国政府一度希望对其进行修改，可惜最终失败了。”朴胜虎告诉本刊。

根据韩国工会法律，工人通过罢工表达利益诉求是当然的权利，即使在罢工期间，资方也要按时支付工人工资。这种高度保护主义的味道为全球所罕有。在很多欧洲国家，罢工期间开支由工会自行支付。这导致在韩国，罢工不一定是因为对资方不满，有时，只是展示强权的工具。

而更可怕的是，韩国的工会在与资方的利益对立、摩擦和斗争中，逐渐抛弃了传统的代表劳方利益诉求的功能，走向了对权力的欲求。实际上，除了双龙工会，韩国的工会组织一直在某些政客的教唆下利用盲目的民族自尊感来攻击外来投资者。

长此以往，韩国民众的潜意识形成了这样一种定见：双龙、大宇被外资收购是一种耻辱。而工会的作用在于，以民族性的言论来扩散这种心理阴影。早在通用汽车收购大宇时，民众就认为失去了拯救民族汽车业的机会，当双龙的经营每况愈下，洗刷“耻辱”的时刻失而复得。

尽管这种使命的来源相当复杂，但平泽事件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其担负起来。

工会甚至为此提出了一套可行的操作方案：由韩国发展银行出面控制双龙、大宇两家汽车制造商的股权，将两者联合为一家新的汽车联盟。此举一出，备受业界关注。

这并不是韩国汽车业内第一次传出这样的观点，在双龙进入回生程序之后，围绕在韩国发展银行周围的智囊已经给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案。

无奈，平泽事件的爆发最终违背了这一美好的初衷。正如韩国劳动部长官李永熙公开谴责工会行为时所言：“普通的斗争何以走到那种地步，对此我深感遗憾。与其说是为生存进行的斗争，还不如说是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

韩国的工会文化正在为打破底线而付出代价。事实上，上汽的经历其实代表着跨国公司普遍的“韩国”体验。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相继选择撤出韩国市场，包括沃尔玛、可口可乐、家乐福等在其它国家势头强劲的跨国巨头。

好在，双龙眼下的处境引发了韩国政府的担忧。很难再有投资者对其表示兴趣，这家曾为韩国骄傲的汽车公司，很有可能就此沦为经济衰退之下，却与经济危机无关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