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限购向二三线城市延伸 苏州或加入(2)

以上海为例，上海从1994年开始实行私车牌照拍卖，从2012年6月以来，上海私车车牌拍卖价“九连涨”，今年3月最低中标价为90800元，上海车牌由此被称为“最贵铁皮”。

除了担心限购会提高购车成本，网友们还对限购在治理拥堵上的作用存有疑问。从北京、上海等地的探索看，限购之后牌照费用不断攀升，但并未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状况。有网友表示，二三线城市贸然跟风“限购”，是一种“懒政思维”。

由于争议巨大，各地在考虑是否引入汽车限购的治理对策时，均怀着谨慎态度，担心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西安曾于去年8月宣布，拟对机动车实行总量控制和制定车辆限行措施，并发布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但由于受舆论的极大压力，最终不了了之。

记者了解到，在我省，南京、无锡等发达地区近期也没有跟进采取限购计划的意向。苏州市交警部门表示，今后如需出台具体限购措施，会按照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等重大决策程序进行，保证此类治堵措施实行的公开透明性。

治堵不能仅靠限购，还需多管齐下

苏州立法调控机动车保有量引发的连锁反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在交通专家看来，拥堵严重的二三线城市施行限购非常必要。

“限购是一种必要的调控手段。欧美、日本、新加坡等都有先例，国内也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南京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涛表示，像苏州、南京这样的城市，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难以大拆大建，同时经济比较发达，如果没有必要的调控手段，不光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也会冒出来。他认为，限购车辆虽然不可能完全根治交通拥堵，但可以减轻、延缓交通拥堵，为发展轨道交通和路面公交争取时间和空间。“从实际结果看，上海较早启动是对的，及早避免了机动车发展过速的危机。”

“但治理拥堵仅有限购也是不够的，治本之道在于实施更为理性、科学、全面的城市交通发展政策。”杨涛说，新加坡等地实行限行限购政策已久，私家车更多是作为休闲度假时的便利工具，出行则以公共交通为主，但这是以廉价、舒适、便利的公共交通体系为前提，而中国各城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发展还较滞后。政府应当担负起主要责任，完善公共交通。此外，公车治理也刻不容缓，否则一切针对私车的治理措施，既缺乏公正公平之基础，也会激起反对民意，必然大打折扣。

南京大学规划与设计系教授徐建刚指出，推行限购政策时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不能一味地将城市治理成本转嫁到大众身上。“通过拍卖获取的资金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收的钱用来干什么、怎么用，向公众公开，方能避免"灰色车牌"之争。”

既要解堵城之困，也要解舆论之困。采访中，有关专家还呼吁，社会舆论不能紧盯“限行限购”政策，要唤起汽车理性消费意识，提倡公共交通出行等低碳环保理念。只有政府、民众合力治理，多管齐下、各负其责，汽车带来的拥堵、污染等城市病才有解决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