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虞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部被浓缩的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

没有人比张小虞更适合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如何一路走过这个话题了――其一，他是中国汽车行业主管协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同时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其二，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78年，他从基层转战到中央机关的汽车口工作。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一部被浓缩的中国汽车工业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1945年张小虞出生在四川，但却在重庆长大。受在滇缅公路负责运输的父亲(国民党汽车运输大队的大队长)的影响，从小就意识到汽车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1962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拖拉机专业，196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他只有23岁，报名去了新疆一个汽车配件厂。

10年后，也就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大江南北。当时一机部的工作人员到新疆考察，就把他调到一机部汽车局规划处工作。他曾负责汽车中长期计划，编制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八五”计划和“九五”计划，并历任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规划司司长、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司长、国家机械工业局副局长等职。如同龙永图可谓中国经济的形象大使一般，张小虞算得上是中国汽车的形象大使。9月23日，《汽车商业评论》对这位形象大使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记者：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中国汽车工业经历了30年的变迁，在这30年中，中国汽车工业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有何特点？

张小虞：从1978年到1994年是第一阶段，这一段主要是改革比较多。怎么改？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应该讲，新兴行业都是排头兵。1994年我国颁布《汽车产业政策》后，我们的开放到了一个非常有序的阶段，我们开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即将参加的世贸组织谈判。从这时起到2000年，虽然我们的汽车产量没有增长，但我们在引进技术，增加对外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2000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快速增长，把今年算在内，已是连续8年快速增长，每年平均增幅在20%以上，不仅中国汽车工业没有先例，世界汽车工业也没出现过这样的增长。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工业之间的关系？

张小虞：我曾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话，那么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汽车工业的今天。换句话说，改革和开放是促进汽车工业发展和成长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有一年我们到俄罗斯参观，后又到英国访问。我的感想是，俄罗斯只有改革没有开放，所以其工艺水平还停留在1980年代，而英国给人的感觉是只有开放没有改革，所以英国全是外国人制造的汽车在跑。从数字上看，1978年我国有70个汽车制造商生产了14.9万辆汽车，其中，年产过万辆的只有一汽集团，而去年，国内十大汽车集团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些大集团甚至入选世界500强之列。

另一组数字是，1978年中国汽车市场份额只占全球的千分之三点五，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0倍，变为百分之三点五。2007年，全世界生产了7000万辆汽车，其中的888万辆由中国贡献。到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在不断地国际化和市场化。中央提出，到2012年，我们要从世界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全行业的目标。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数字，能否评价一下30年来中国汽车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张小虞：每一个汽车零件都有它的核心竞争力。有人说开发技术是核心竞争力，那工艺技术就不是核心竞争力了吗？对企业来讲，核心竞争力就是品牌，不管是哪个行业都如此。改革开放30年，中国汽车工业最大的成果，就是大大缩短了跟国际汽车行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可以跟国际产品同台竞争。我们弱在哪里？弱在轿车，弱在中高档轿车。说实在的，我们真正自主开发中高档轿车是在2000年以后，时间还很短。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差距，比如在零部件方面，我们电子化零部件的两大热点，一是自动变速箱，没有真正实现国产化；一是柴油电喷系统，这两个我们抓得太晚，现在都受制于人。

记者：我们《口述历史》栏目曾采访过很多在汽车行业工作过的老人，他们提出中国应该恢复国车制度，对此，您如何看？

张小虞：我只能讲我们不能批评国家领导人和各地领导人不坐国产车。作为汽车业的一名员工，我觉得我们生产制造的很多车还达不到他们要求，在安全性、可靠性方面，我们还需要努力。

至于1980年代为何要停掉红旗，停了也对，因为它太耗油了。当时节油通令的第一号就是停止红旗轿车的生产，一辆红旗车自重4吨，当然耗油了，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又认识到这个问题，很快就进行了调整，恢复了红旗生产。如果红旗做得够好，我想中央领导一定会带头坐这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