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在朴正熙竞选新一届总统时，对南朝鲜民众许诺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汉城至釜山的高速公路。当选后，朴正熙急于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样以来，修建京釜高速公路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政治色彩。按照南朝鲜政府的预算，这条高速公路将花费政府年度总预算的24%左右。有评论认为，这笔巨大的花费可能导致南朝鲜的物价再次上涨，反对的声音也因此多起来。对刚刚上任的朴正熙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在经过思索后，朴正熙政府认为，不管花费情况如何也一定要兑现承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总统的权威性。但具体怎么办呢？

郑周永终于进入了朴正熙的视野。实际上，在1962年7月，郑周永的丹阳水泥厂开工时，朴正熙曾前往祝贺，在这次活动中朴正熙给予了郑周永很高的评价。在汉江大桥竣工时，朴正熙再次成为郑周永与现代建设的座上宾。郑朴之间的接触也因此多起来。记载证明，朴正熙对郑周永的印象并不坏，朴正熙认为郑周永从偏远的农村出来，成为南朝鲜非常有实力的企业家，这其中具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郑周永应该成为南朝鲜经济发展的典型。尤其是在郑周永与现代建设承建泰国高速公路，开创了南朝鲜对外的“第一次”后，朴正熙对郑周永又多了几分好感。看来，建造京釜高速公路郑周永称为合适的人选。

1967年11月，朴正熙邀请郑周永到青瓦台做客，商谈有关京釜高速公路一事。无疑，这对南朝鲜建筑行业的高管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好事，能得到总统的接待可能是许多建筑行业的高管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有企业的高管认为，即便亏本也一定要接下这个项目，只要有总统这棵大树何愁不能翻身，郑周永称为热门人物。由此开始，郑周永与朴正熙之间、现代建设与南朝鲜政府之间的关系到了另外一种无法想象的境界，到底是何种境界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两人知晓。

有些件事情，或许可以窥见两人关系之一斑。1980年韩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举办奥运会。1981年5月，郑周永被选为198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委员长，他自己拿出1亿8000万元韩元作为申请费用。在申请过程中，郑周永始终认为申办奥运会是“朴大总统的遗愿”，无论申办有多困难，郑周永都要用这一行动祭奠在1979年10月被暗杀的朴正熙。

在韩国进入1980～1990年代期间，当郑周永面临不同程度的批评或调查时，现代集团曾损失了很多建设项目，对此郑周永很是气愤。在郑周永看来，很多建设项目是在朴正熙任总统时，政府答应交给现代集团的项目，比如建设核电站等。

事实证明，在朴正熙当政期间，围绕现代建设的子公司越来越多，像现代商船、现代水泥、现代运输、金刚山开发、现代工程、现代综合商事等一系列公司都在现代建设的带动下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郑周永本人认为他与现代建设没有从朴正熙与其政府之间获得多少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朴正熙与其政府为现代建设及其子公司的发展奠定了无形的基础。对朴正熙时间的政策，郑周永总是积极相应，在朴正熙制定南朝鲜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67年～1971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72年～1976年)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郑周永与他庞大的现代集团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现代汽车就是其中的最典型。

在朴正熙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汽车发展列为其中的重要一项【有关韩国(南朝鲜)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详见附录一】。郑周永凭借自己创办汽车维修厂的经历很快获得了政府的生产许可，真正进入汽车制造行业，现代汽车也因此有了标准的起点。在郑周永缔造的现代集团发生“王子之乱”(指郑周永的子女因急于继承现代集团的最高管理职位而发生的争斗)前，他的现代汽车一直得到朴正熙政府的各种支持。“他(指朴正熙)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我并没有受过他个人的特殊恩惠，但‘现代’能发展到这一步，有赖于朴总统的经济发展政策，”郑说。

正如郑周永认为现代建设孕育了现代集团一样，朴正熙与其政府也孕育了现代集团。不仅如此，同时期的韩国大型企业集团都与政府之间有很深的关系，他们的政治色彩不容忽视。上海复旦大学朴昌根教授在其《韩国产业政策》一书中认为，与郑周永的现代集团同时期发展起来的三星、乐喜、韩进、新进、双龙、等一系列大型企业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发展与政策都是由这些大企业来具体执行的，他们的落实方案都始终围绕这些政策展开，也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的更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在韩国经济的起步阶段也是大型企业财团的起点，他们与韩国的政府之间都有不同的关系。如果他们违反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这些大财阀只能接受被整治的结果。三星集团会长李秉哲因为与朴正熙不合，几近死亡，最后只能把手头的银行拱手让给政府。大宇集团一直反对军人当政，差点被朴正熙政府解体。

韩国一向将儒家(教)作为他们的文化来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糟粕也必然在其中。在经历了朴正熙政府之后，韩国进入了崔圭夏 1979-1980(10届) 、全斗焕 1980-1988(11-12届)、卢泰愚 1988-1993(13届)、金泳三 1993-1998(14届)执政的时期，郑周永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时缓时紧，这也让他的现代集团起起伏伏，也就是说，现代集团始终没有逃离它应有的政治角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财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广泛。

在与韩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郑周永认识到面对强大的政府的攻势他们只能采取防守策略。“对于那些在国民中影响很坏的财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政府不能不给以打击。但是，有时候政府对某个财阀的打击仅仅是因为它不听话。政府对财阀的管制策略是分割统治，软硬兼施。”【(8)资料来源：《韩国产业政策》朴昌根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4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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