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队伍确实是支好队伍。一汽这支队伍是全国支援的，但是这支队伍也支援了全国，我做过一次统计，截至1983年，陆陆续续从一汽调出来的干部和工人就有1.7万多人，后来的数量肯定会更多。也就是说，在全国像样的汽车厂家里，几乎都有一汽人，甚至，当时一汽的很多科长、处长最后都成长为其他厂的厂长。

到基层去锻炼

1957年，我申请去一线锻炼，厂长也很支持我。然后我去了车间底盘技术科，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当时我们就只生产一个解放牌汽车，但部队要用越野车，我们就在苏157技术的基础上，设计生产CA3[综述 图片 论坛]0越野汽车。

我那时干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工作。底盘技术科是一汽的一个大科，共有105人，包括5个调整工(磨工、车工、铣工等共5人)，都归技术科领导。在这里我连续干了3年，受到极大的锻炼。主要是从事越野车的前中后三桥和传动轴的工艺以及工艺装备的设计。这是我们汽车行业第一次自己大规模的正规从事汽车的工艺和工具设计，对我们的工艺技术力量是一次很大的锻炼提高。后来，国家对越野车生产车间加大投资力度，建立越野车分厂，产能达到3000辆。在抗美援越时期，我们部队用的就是这个越野车，后来年产量达到1万辆。1万辆可不是个小数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哪个越野厂年产量达到上万辆。

一直到了1959年年底，饶斌厂长调到北京任机械部副部长、汽车局局长，我就回到汽车局工作，总共来了80多人。当时，汽车局除了管汽车以外，还管轴承。

我先在汽车局工艺处工作，除汽车外，也负责轴承的业务。跟苏联关系闹僵后，他们不再提供航空和坦克轴承，我们既不能生产飞机，也不能维修，甚至连坦克也维修不了。当时我们有3个轴承厂，即“哈瓦洛”，分布在哈尔滨、大连的瓦房店和洛阳，再加上洛阳的轴承研究所。我们就将这些单位组织起来，进行军工轴承的攻关工作。攻关需要解决技术和工艺问题，我们花了3年时间，集中力量进行攻关，最后终于攻下了100号飞机用轴承和500号坦克轴承难关。

通过这段经历，我总结出一点，干什么就要学什么，这样你才能干得好。

1964年，我们成立了汽车工业公司，开始办托拉斯。汽车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就是原一汽厂厂长郭力，下属有6个联营公司，包括长春、北京、重庆、南京汽车分公司，济南、武汉汽车总厂，还有一个洛阳轴承公司。这一段时间，我从事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整个汽车和汽车配件的生产计划的安排，汽车配件的分配，生产技术组织措施，产品质量管理以及机械动力维修和安全等，都由我负责协调。

从1964年到1966年，托拉斯办了两年，刚有点成效，运转开始步入正轨。文化大革命却又来了，说什么刘邓路线，砸烂托拉斯。托拉斯于是被砸掉。汽车还是要干啊，后来就又恢复了汽车局，任务还是原来的任务，但总经理不叫总经理，局也不称为局，而改称为组，组的下面还叫组，我就在汽车小组任组长，也就是“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1968年为了建设二汽，一机部成立了二汽办公室，我也成为二汽办的负责人之一。又过了几年，再恢复汽车轴承局。

1969年1月，在二汽召开了现场会议，调整了二汽厂址，重新开始了二汽建设。到1971年二汽下放给湖北省时，湖北省领导还挺有意见，说：“这么大的二汽，我怎么管得了？你这个机械工业部怎么说也得留人。”

于是，二汽建厂领导小组应运而生，我以二汽建厂领导小组成员的名义被派往二汽，一方面负责二汽的设备工作，另一方面为二汽提供建设条件。后来，后来湖北省委任命我为二汽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我就变成了二汽职工，遵照部领导的意见，不在二汽领工资。

1973年，机械工业部任命我为汽车局副局长，我在二汽那边仍然算兼职，工资仍然由部里发放。到了1974年，四川大足汽车厂出现问题，我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国务院联络员。

当时，由于大足汽车制造厂所在地离大足县城30公里，居民不足千人，商业网点极少，因而使该厂职工生活物资供应、子女升学就业及厂区治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该厂受“文革”影响严重，从干部到工人，分成两派，一直处于严重对立状态。国务院就让他们派了八十多人到北京开会，专门办学习班，在北京学习了半年，让他们回去后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怕他们自己搞不好，国务院决定派两个联络员跟他们一道回去。那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正负责解决大足汽车厂的问题，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子健给饶斌打电话，说：“让兴业回来吧。”我那时在二汽干得正好，不太愿意回去。就问他：“到哪里去？”，“到大足汽车厂去，做国务院的联络员，这是政治任务。”

除我之外，还有一个联络员，是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杨以希。我们于1974年2月，跟随大足汽车厂在北京学习后回厂的人员一起，到达大足汽车厂，在那里干了3年。每半年向国务院汇报一次情况。从1966年到1974年，大足汽车厂的两派干部和群众曾经打了8年派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情绪。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我们发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北京会议精神，由参加过北京会议的人员带头，开展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走访谈心促团结，拆墙填沟解疙瘩”，将大家真正团结起来了。并经国务院批准，把大足汽车厂所在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成立重庆市双桥区，按照重庆市的城市待遇。为四川汽车厂的建设和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条件。

后来，大足汽车厂改为四川汽车厂，有时又按产品名称叫做红岩汽车厂。到1977年1月份，我才正式回到北京，结束了国务院联络员的工作。

回来后不到半年，洛阳轴承研究所又出了点问题，主要是书记和副书记、所长和副所长闹意见，下面两派群众闹别扭，长期不工作。

中央领导批示，要求对轴承研究所进行整顿，要派工作组去。我当工作组组长，领导成员还有洛阳市委副书记和河南省经贸委副主任。在那里，我们花了5个月时间，对研究所进行整顿，调整了领导班子，促进了群众的团结，解决了问题。

这一段，我虽然是汽车局的副局长，却经常到基层蹲点，得到很多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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