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南京车祸点出了中国法律的短板，针对恶性交通肇事缺乏合适的法律惩处：交通肇事罪，畸轻，舆论不认同；危害公共安全罪则畸重，对当事人不公平，也有违法律的稳定性。醉酒驾车肇事，一般构成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只有七年(除非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而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除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之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种危险方式必须与放火等的危害程度相当，起刑点就是十年以上，最高刑是死刑。

张明宝肇事时严重醉酒、撞人之后不停车，还有违章等劣迹，其恶性远甚于普通肇事案。那么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合适吗？有人以为，张明宝撞倒第一人，尚属过失的交通肇事，之后继续开车撞人，则不是过失，而是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将产生的危害不特定群体的公共安全，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是谓犯罪的“间接故意”，故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关乎人的生死，其证明应是最严谨的。醉酒者，虽然从法律上说，还是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但从生理上说，其自控能力明显减弱。若司法机关按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责，必须举证张明宝在撞倒第一个人之后，主观上对之后的撞人抱有“放任”态度，而不是由于严重醉酒，自控下降才没有停车；否则，此罪名就不成立。

舆论应该意识到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极其严重的犯罪，不能因为“义愤”而扩大该罪的适用范围。举两例说明，2008年珠海市某人驾驶一辆泥头车，故意撞向路边放学的学生，当场造成24人伤亡，这是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再看碰瓷案———故意造成车祸，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因为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而被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张明宝的恶性远未达到故意开车往人群里撞，或者因为碰瓷而不惜故意撞车的程度。

从杭州飙车案到南京惨烈的车祸，一直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一方面，法律应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应成为民愤的“消防队员”；一方面，舆论关注的焦点，不应停留在具体的当事人该不该“枪毙”上。杀人看似可以平民愤，却不能从制度上杜绝恶性车祸的发生，相反容易使公共意见情绪化，甚至造成冤案。民意[综述 图片 论坛]是很容易转变的，不能作为定罪的准绳。

恶性车祸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其背后有着底层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诉求，这不是刑法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有赖于公平的社会制度、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法律领域内可做的是，填补惩治恶性交通肇事的法律空白，执行公开公正的事故处理程序，积极回应舆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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