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对照中国为数不多的两个改革成功案例，一个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个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胡服骑射用柏杨的话说不就是换一下衣服嘛，没有实质的利益损害，赵武灵王下个死命令不就成了？他不是这样，而是亲自跑到不愿意改服装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大臣觉得君主都亲自到我家里来了，整天说服我，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改革开放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被一直当作“走资派”来看待，邓小平为了推行改革，提出了“白猫黑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来消除质疑，并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折中途径在深圳推行试点。可以说这两大改革能顺利推行，是和两位政治家妥协的策略分不开的，因为一味的强推，必然会遭致大范围的抵制，而“妥协”有效地平衡的各方的利益，使得改革能快速的推行。

之所以要说“妥协”，是因为北京市发改委一味地强调打车难是因为出租车未涨价造成的司机积极性不高，而涨价则全部由乘客买单，这势必遭致社会大众的反对。因为众所周知，造成出租车司机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出租车公司是“份子钱”太高，出租车司机每天起早贪黑忙碌十来个小时，扣除份子钱所剩无几。虽然新的改革方案明确此次增收全部归出租车司机所有，出租公司不得再增收份儿钱，但出租公司虚高“份儿钱”却未作出改变，北京市发改委所说的“平衡乘客、司机、出租车企业和政府”，到头来不过是乘客买单，如此改革，前景必然不容乐观。

从调整方案下发的调研来看，很多出租车司机对出租车改革前景表示不乐观，因为单纯的涨价，可能导致几方面的负面效应：一是调价收入上涨，很可能出租车公司会取消部分补助和补贴，导致实际收入减少；二是价格上调，全部由乘客买单会造成抵触情绪，很多乘客会选择坐公交和地铁，客户流失，导致收入减少；三是北京目前载客里程收入中，33%为企业成本费用，高出司机哥收入占比11个百分点，涨价收益更多的还是出租车公司。从某门户网站发起的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3677人中，62.4%的网友表示表示不支持涨价，并表示“以后会考虑少打车”，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京出租车改革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同。

所以说，北京出租车改革要贵在妥协，贵在乘客、司机、出租车企业和政府四者都要作出让。政府要为出租车司机增收作出让步；乘客为出租车司机增收作出让步；出租车公司要为出租车司机减少份儿钱、增加出租车司机载客里程收入的占比让步；出租车司机要提高服务质量和预约叫车成功率让步，只有四者相互妥协，相互让步，改革才能阻力最小化的推行。

《孙膑兵法》：云“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而中国儒家思想最为推崇的就是“以和为贵”，所谓的“和”其实就是求同存异，相互妥协。西方人也宣扬“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只有兼顾各方利益，相互平衡，各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