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中：“三口乐”风波

我们的事情，曾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40分钟纪录片，叫《一个汽车人的故事》，纪录片在中央二台、中央四台以及各省电视台播放过，并且还被翻译成英文，对国外广播过。这个纪录片中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红旗采购样车，讲的是红旗第二代。这实际上是我到广州去买样车的经历。当时别说买轿车，连卡车都买不到。买样车的经历很曲折，甚至到后来我都急了，穿着工作服，就直接跑去找广东省委书记任重雨。当我说明来意后，没想到他当场批了，他说：“这辆车就卖给你们一汽了。”那辆最著名的让红旗起死回生的美国车叫爱伦士。

样车买回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件事就被一些记者知道了。他们跑来找我聊天，有位记者还为此写了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专版报道。后来，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根据这个故事编排了一出话剧，话剧主角还曾到我家采访过。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我们俩惹的一件事，就是闻名世界的“三口乐风[综述 图片 论坛]波”。“三口乐”是一辆轿车的名字，两排座，前排坐两人，后排坐一人。当时我家住在北京，我们搞汽车也搞了好多年，但老百姓还是什么车都没有。我记得是唐山大地震那年，我母亲80岁，她上街不小心摔断了腿，那时想坐出租车却没有，就只能用推土车送回家。这件事对我们的震动很大，我们由此萌生了一种想法：要为老百姓造轿车。于是，我们利用所有业余时间造了“三口乐”。

没想到有很多人都对“三口乐”感兴趣，主要参与者还是我们俩。做出来后，“一万块钱一辆”。吉林电视台记者报道了这件事，然后“三口乐”在山东烟台国际酒街上展出，这一下就引起了轰动。那时人们对轿车可望而不可及，50多家新闻媒体，包括杂志、报纸、电视台均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转眼就到了第二年正月初四，《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用整版篇幅对“三口乐”进行报道，题目就叫《一万块钱把车开回家》，并为此多印刷了七八千份报纸。

有个背景还得交待一下，“三口乐”车属于自主设计，我们现在还留有照片。车做出来被媒体报道后，全国轰动。我们一天就能接到人民来信一万多封，有的直接寄给我们，有的寄到了一汽总厂。最初一汽的想法是把设计买走，一汽研究所也表示要重奖我们俩，当时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每人10万块钱。为此，我们还成立了“三口乐研究所”。

这件事后来被吉林电视台拍成了电视，由此引发出“三口乐风波”。为什么是风波？我们俩都是汽车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我们手上都有很重要的任务，还有部分是国外项目。有人就说：“这两个总工带头不务正业，搞小动作，到外面挣外块。”同时，外单位(主要是烟台企业)表示想高薪聘请我们，并且提供别墅。

这部电视的主要意图是想表明改革开放后要发挥技术力量，因此，他们想以“三口乐”为题材，来说明改革开放时东北如何落后，东北人的思想如何落后，而南方却在发展这么一个问题。但后来就人说了：“人家能给两总工这么高的薪水，还给别墅，难道一汽能给他们吗？”

这么一个改革开放的文学报告似的电视播出后，一汽就急了。一汽党委书记找到吉林电视台，要求停播，电视台说：“这是新闻自由，你管不着。”后来，他们又找到吉林省省委书记，省委书记责令吉林电视台禁放，内部还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大家禁传，后来这方面的报道连找都找不着了。

后来就议和。同时期，一汽一个搞冲压模具的人带队跑到南方，这两件事夹在一起，引发了第二次震动，所以“三口乐”到最后就演变成了风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电视报道在1993年还是1994年获得了全国最佳新闻奖，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播出。而当初我们在设计“三口乐”的标志时，就想设计个最通俗的，能让卖鸡蛋的人都能记住的标志。那时，家庭不都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所以我们取了个“三口乐”。标志是三个椭圆形——一个圆，三道口子，这个标志在1994年获得了全国最佳商标奖。受风波影响，“三口乐”没有量产。

第三个故事是我退休后被回聘的过程。一汽要搞家庭轿车，基本上和夏利[综述 图片 论坛]同档次，他们让我牵头负责，最后我也搞出来了。本来我在汕头的一位同学让我过去帮他，我刚到汕头，就被一汽叫回去搞家庭轿车。

华福林：第一个自动变速箱

早在1958年我们就开始做自动变速箱。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我们不但自主开发出来，而且还装在红旗上，生产了2000多辆，现在都成了宝贝车。防弹车开始有自动挡，后来觉得不安全，就把它改成了四挡手动。

第一辆装有自动变速箱的红旗怎么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赶庙会”。庙会怎么赶？就是把车拆了，零件摆到展厅里，组织全厂工人排队去看，让大家纷纷报名，看你能做哪个部件，几天能拿出来，你就抢。登记下来后，我们的技术人员就进行跟踪，从技术上配合。

结果一个月就捣鼓出来了。这里面还有件热闹的事情。这辆车本来是为了给“八一”建军节献礼。当天，在一汽共青团花园22栋旁(现在的花园)有上万职工，大家都等着开全厂报捷大会。本来预定9点钟开会，8点多钟就坐满了人。解放牌卡车搭的舞台，地上用红地毯铺着。

9点钟，车子没过来。一汽厂长饶斌(后来的一机部部长)开始讲话，然后组织文艺会，大家看节目，听相声。一直等到中午，车子还是没过来，大家等得肚子都咕咕叫。直到一点多钟，车子终于开到了大红地毯上，大家齐声欢呼，簇拥而上。

会议一结束，这辆车就开走了。我们上前一看，地上有一大滩油。问题就出在变速箱上面，献礼前一天晚上，这辆车一直在调试，结果没调好；献礼时，它还在漏油。我们分析原因，变速箱很复杂，通道都像迷宫似的，我们没样车可参照，开模具又来不及，只好用很厚的青铜板，用纸画了线后一点点抠出来。

红旗做到后来，平台变化就大了，尤其是在做红旗防弹车和1966年的三排座红旗时，这种变化尤为突出。红旗的演变是这样的：开始是上面提到为“八一”建军节献礼的那辆，这是一个大杂烩：发动机是凯迪拉克的，底盘是克莱斯勒的，车身是自己搞的。当时也谈不上什么匹配，能动就行。

后来就弄成两排座。在做两排座的过程中，我们借助于当时苏联利汉乔夫汽车厂派过来的专家，如试验专家和总布置专家等，他们找出了一些毛病。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学到很多技术知识。

红旗轿车在不断改进。质的变化出现在1966年，我们搞了个三排座，从底盘到车身等所有的东西全变了，这都是我们自己搞的。平台采用框形车架，以前是常规结构，就是两根梁。为降低车身，我们将其变成框形，中间可以凹进去。随着框形车架的变动，所有的悬挂系统，包括前悬架、后悬架、前后摆臂、运动臂、转向系统、制动系统都要改变，都要自己搞。

目前我们流行的是真空助力器，那时候我们在红旗上采用的油气刹车系统，当时也只在奔驰600采用，它的技术是串联总泵，而不是两个总泵。我们则是两个总泵并联。直到今天，汽车还是单套双管路，一个总泵，前腔，后腔，两套管路。我们则是双套双管路，分别承担一样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的，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实际上，红旗车上的所有物件，包括助力系统等，都是双套双管路，一套坏了，另一套马上开始工作。这种思路是为了保障红旗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要问那时为什么能想出来，能做出来？我们觉得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底盘科当时只有十几个人，而乘客都非同小可，不像现在随便什么人都能买车，那时只有官员坐车，而且他们还不是一般的官员，都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他们的车不能出任何问题，要保证产品和人的绝对安全。怎么保证？就只能逼着你每天满脑子琢磨。

在制造成本方面，1970年国家购买红旗时，车价每辆为4.5万元，但我们觉得那些车价值45万元都不止，估计要上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