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福林：不能出错的防弹车

防弹车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式立项，当时在中南海就成立了专案组，组长是中央警备局局长，即毛泽东的司机大张；副组长是我们一汽副厂长李中康，李现在退休了，还健在。

专案组联合了全国其他几个单位，比如说，玻璃由北京的建材院设计；轮胎由沈阳的第四橡胶设计院设计。装甲除了外壳外，里边都包起来，由包头坦克厂装甲办专门配制。其他部件由我们设计。

轮胎的防护性要求是，半自动步枪打穿后，还能跑到100公里外。最高车速则要求达到110公里/小时。当时中南海给过我们一辆样车，是捷克的斯柯达防弹车。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叫臭老九。但被选去做防弹车的人都是经过筛选的，技术上好，出身也好。别人看我们这帮人政治待遇很高，非常羡慕。可里面的人几乎没一人愿意干。因为，这辆车不能出任何一点事，说得严重点，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前面的稳定杆，设计起来很容易，但拐弯时不能碰地，也不能碰轮胎上下面，光这个杆就改了三四次。设计杆的人叫高永锋，我们称他高三头，因为没做好，关于他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叫做“不稳定的稳定杆”。

这个爬坡过程很复杂，咱们二级公路最大的坡是12度。13度坡是什么概念？就是在100米的水平距离内上升20多米，从北京市区到长城这段路上，快到长城时，有个急转弯13度，要用四挡上去。

为了找到这么大的坡度，试车时我们去了长春净月坛，从净月坛下到湖边时，由于车太重，陷到泥里出不来。没办法，就找解放军来帮忙。解放军说，这好办，来两人帮着抬。但是抬不动，后来一个班帮着抬。他们就问，这是什么车啊？怎么这么沉？

在这之前，我们曾做过一辆试验车，开着它到净月坛试车。这个试验车除了装甲是普通钢板焊接的以外，其他都跟防弹车一模一样。开到离我们厂约30公里时，我们听到轮胎传来咣当、咣当的声音。大家下来检查，才发现维修用的一把螺丝刀掉下来后正好被轮子压住，扎进了轮胎里，把手却还露在外面，所以有响声。

当时我们没带备胎，我们担心拔下螺丝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车开回来，所以有人说拔，有人说不拔，后来司机说：“拔下来吧”。然后赶紧往回开，回到厂里轮胎也没撒气，所以轮胎算是通过了鉴定。

杨建中：300匹马力发动机

红旗防弹车的发动机是我设计的。红旗防弹车诞生前，毛主席坐的是1950年斯大林送给他的吉斯110防弹车，这个车没空调，后面有个大箱子搁着冰块，一拉门还有台阶。设计防弹车的任务毫无疑问要汽车厂来完成。

防弹轿车自重5.5吨，7升排量，300匹马力，550[综述 图片 论坛]牛米，要求能够在四挡直接爬13度坡。这么重的车，外型还得跟三排坐一样，机舱位也得一样，不能让别人感觉到不同，否则就不能保密。国务院中南海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求我们设计出300匹马力防弹车。

研制红旗防弹车是何等光荣伟大的任务啊！造反派当然当仁不让。有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是原设计科大学毕业不久的技术员，红色革命委员会二总部的司令，保皇派。他要来接着搞红旗防弹车。

用什么发动机是首要问题，红旗发动机原为200马力，后来在研制新红旗CA7[综述 图片 论坛]74时，我曾在不大改工装设备的基础上，将发动机功率提高到240马力，而且当时根据中南海车队的要求，希望将分电器前移。这事大家都认为不太可能，但我却设计成功了，这也可说是我的成名之作。受到了领导和广大工人们以及中南海车队的赞赏。但这事却也激怒了造反派头头，他们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们这事。

造反派自己搞不成，1967年我刚刚下放到长春兽医大学三天后，革命委员会又把我给调了回来，委任我担当设计300马力发动机的重任。

坦白地说，他们调我回来，我并不愿意，也非常不愿意干。因为那时是按照阶级斗争论长短，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做事情，做错了就成为批斗对象。我主要负责整机布置和缸体设计，第一轮设计不成功，不但功率达不到，连发动机都碎了。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地出来，贴了满满一墙，骂我是“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蛋”。

这个伟大光荣任务完不成怎么办？恰好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张春桥也要介入，他的意思很明显：你长春一汽干不出来，那就让上海来干吧。当时上海已在生产上海牌汽车，他还从一汽要走了十套零件。

造反派感觉太没面子了。他们心里也明白，最后他们说：“这事非老杨干不可。”于是，革命委员会应运而生。我的压力确实很大：搞成了没什么好处，搞不成的话一身罪。我爱人也劝阻说：“你千万别搞。”那时试车场离我家有好几里地呢。试验车一起步，就跟飞机起飞似的，她在家都听得见，只要听到没声了，她就紧张。

工作叫你搞，你不搞也不行，不搞就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站着不是，蹲着不是，怎么着也不是。最后没办法，我就豁出去了，一天24小时全都搭在试验室里，分析怎么改进发动机。造反派靠边站着看，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每次试验不成功，他就跑来看看，一有好消息，他就不声不响走开。

为了解决大功率发动机的问题，革委会批准我去北京中南海，参考一下林彪副统帅的座骑。那时他的车是美国凯迪拉克，所谓参考也只不过是打开发动机机舱盖看看发动机外形而已，不解决问题。

看来问题还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真有点到了要与大发动机共存亡的地步了。我就老琢磨这个事，针对上部分的燃烧问题和功率问题，我采用了些万能办法，比如本来是铸件，我拿铁把它焊起来，测试一下看行不行。苍天不负有心人，大概是上天给了我聪明与智慧想出了非常规改进措施，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性能试验一举成功。发动机马力一下子上到320[综述 图片 论坛]匹。

我记得试制成功的那天是1967年4月某日凌晨4点多钟，我累得趴在怒吼的试验场外，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清晨军代表及革委会领导视察现场，觉得我这个能够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给一汽争了光，给革命委员会争了光。等我醒后，他们就问我吃早饭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就领我到食堂，叫厨师有什么好吃的就做什么来(那时供应很紧张)。

发动机性能达到了还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通过发动机的全速全负荷的耐久性和可靠性的试验。多次试验改进再试验后，试验终于取得成功。直到现在，发动机改进的图纸我还保留着。迄今为止，这辆防弹车匹配的仍然是国内最大的汽油机发动机。

大马力发动机研制成功了，新型772B红旗防弹车诞生了，自然这又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为了表彰我在开发大功率发动机中的贡献，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年代，破例给我放假一周，并批准我与押送防弹车人员同去北京中南海送车。吃住在那里，等待验收。

实际上，试制红旗防弹车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故事。试制发动机属保密工作，门口有警卫守着。有个工人因为丢失了一张图纸，上吊自杀了，弄得大家相当紧张。在北京调试整车时，车出南池子直上长安街，西去石景山，绕道八达岭，挂直接挡(4挡)爬13度陡坡，发动机一切正常。

稍微休息后，下山东去北京机场，再回北京市经天安门回到中南海，一路绿灯，很是威风。

有一天试车组刚从德胜门出来，就看到前面有辆两排座化油器红旗车，那时坐红旗车的都是中央首长，于是就一直跟着它，结果走了一半，他们就返回来了。当天晚上就把试车司机给抓起来，原因是“跟踪了中央领导康生的车”。就那天我没去。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那时候测量油耗都用大桶子，架在车后背上，看上去像个机关炮。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年代，司机被抓起来关了半年。

顺利交车后，中南海革命管理委员会发来贺电，感谢一汽的革命领导，伟大的工人阶级，还有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想最后这句话大概是指我。这是我一生中的最高荣誉，而我这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奖赏，就是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和一支圆珠笔。

红旗车不能出错。我记得当年朝鲜外相崔英健访华时，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跟周总理告别后，请他坐上车后，结果车打不着，发动不了，赶紧换后一辆车。后来，维修组来查，一打就打着了，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虚惊一场。

华福林：红旗车是外交骄傲

红旗轿车不仅是一辆汽车，它是中国汽车工人的骄傲，而且在各项国家政治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外政要来华访问的时候，都把见毛主席、住钓鱼台和坐红旗车当作三个最高礼遇标准。这个是从尼克松访华开始的。

1968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要访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黑格作为先期部队来检查安全，当检查到乘用车这块时，他本来想从美国空运一辆防弹车过来，周总理对他说：“不用，我们有自己的防弹车。”黑格不相信，他认为我们的防弹车防护性不行。后来他经过全面检查，最后说：“OK，就用中国的防弹车。”那时，美国总统出访哪会坐别国的车啊，这说明我们的车质量过关。

尼克松坐了防弹车后，报纸上的报道对象不是他乘坐的空军一号，而是红旗防弹车。从那以后，各国元首前来访华都以坐红旗防弹车为荣。

为了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上海，我们从北京空运了一辆红旗防弹车到上海。为保险起见，一汽厂派了两个人跟着维修，一个是造自动变速箱的余兆峰，另一个就是我。车子是空运的，我们则带着配件坐火车过去。我们住在锦元饭店，每次用车，我们都提心吊胆，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

后来听说任务完成了，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但每次中央首长或者国家元首来访问，他们坐红旗防弹车，我们就紧张，惟恐出一点事。因此，别人认为坐红旗是天子第一号人物，但我们心里的压力可大了。

红旗防弹车代号是CA772B，CA是一汽代号，772是防弹三排座。直到现在，还有4辆车停留在中南海。文化大革命后，本来有段时间国家准备不再用红旗防弹车，因为当时我们进口了两辆车，一辆奔驰，一辆吉姆轻型防弹车，后者是用杜邦材料做的。我们派人到中南海看了这两辆车，最后中南海决定不用它们，因为它们只是轻型保护，防护性没有红旗好。

我们总共生产了12辆红旗防弹车，第一辆是给毛主席坐的。“9·13”事件时，林彪逃跑时坐的不是凯迪拉克，而是红旗2号防弹车。要是质量不行的话，他怎么会坐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