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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拉设备“会战”

杨廷新清楚记得，1969年10月，在现在张湾青年广场的位置，厂里面召开了大会，宣布开始动工。他加入新成立的二汽汽车运输团，担任一车队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投入一场“拉设备会战”中。

“定点后，开始找位置，确定总厂的位置、分厂的位置，确定总装厂和发动机厂的位置。然后开始建厂房。那时喜欢用‘会战’这个词，‘建厂房会战’、‘拉设备会战’。”

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杨廷新和同事们不分昼夜地运送物资和设备，由于不通火车，最初的物资和设备基本上都从汉江边靠人拉肩扛运过来。工地与码头之间一来一去就是30公里，山路崎岖。

当时住在“干打垒”房子里，机器设备一震动，墙体就出现裂缝，危及安全。但全厂所有的生产车间和办公、住房，甚至连河上的桥也要“干打垒”。

杨廷新回忆，当时有一些规定，比如不许盖红砖房，不能用自来水冲厕所。他如今住的红砖房，是在1972年建的老房子，在当时是这里的第一栋红砖房。

1969年，二汽突然接到任务要求在次年“五一”产出100辆车，“十一”产出500辆车。经过探讨争论，最后降为100辆。1970年10月1日，这些手工生产出来的车要在武汉参加建国21周年庆祝游行，因为是拼凑起来的车，对质量谁也没信心。于是二汽派了几十名工人躲在主席台后面，随时准备紧急抢修。

到1972年，2年多的时间里，二汽共生产了不到200辆车，但是质量极差。人们当时这样调侃这批车：“看起来龇牙咧嘴，走起来摇头摆尾，停下来漏油漏水。”

“两下三上”重新集结

1972年3月17日，中国汽车工业的灵魂人物饶斌提出，“生产准备工作要以调试为中心，保质量、上能力、打基础。”他成功地领导建成一汽和二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

面对这种局面，饶斌以他独有的感召力，重新凝聚了队伍。一些不能用的厂房推倒重来，汽车上不合理的设计被一项项改进。随后，陈祖涛等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逐步归队，二汽渐渐恢复正常的建设秩序。

1975年10月，饶斌亲自开着第一辆2.5吨东风卡车驶下生产线。1978年，第二个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投产。至此，二汽的建设开始初具规模，开始大批量生产，完成了初期的艰苦创业阶段。1969年成为二汽官方的建厂年。

事实上，在1969年正式开工之前，二汽建设项目经历了“两下三上”的波折。建设二汽的构想最早萌发于1952年年底。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在恢复期。在朝鲜战场，由于美军的轰炸，志愿军的汽车损失很大，前方急需的给养、物资运不上去，彭德怀急得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汽车。

1953年1月，一机部汽车局上报了《第二汽车厂建设说明书》，当时的设想是仿制2.5吨的嘎斯51，年产量定在10万辆以上。1954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刘西尧调任筹备处主任，二汽第一次上马紧锣密鼓开始了。

二汽的厂址选在武汉的青山，就是后来的武钢的厂址。但因为和武钢的选址冲突，又将厂址移往武昌的东湖一带。到了1955年，出于对战争威胁的考虑，国家建委和一机部汽车局提出，在武汉建设这么多项目，不利于防空。

很快，中央取消了二汽放在武汉的决定，放到四川去了。1956年1月，初步将二汽的厂址定在成都郊区的牛市口、保和场一带。到1957年3月，因为国内经济上实在难以承受，汽车局宣布二汽下马。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6月，中央第二次提出建设二汽。李富春副总理指示：“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并仿照前苏联做法，把汽车厂起名为“毛泽东汽车厂”。随后，一机部汽车局开始组织选址，当时还在一汽工作的陈祖涛被调来，参加选址小组。1960年，就在选定厂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突然宣布，二汽不建了。就这样，二汽第二次下马，第一任总工程师陈祖涛又回到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