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政治使命的力量足可以燃尽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激情。“我们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陈祖涛说,“我们借来一辆克莱斯勒轿车,把它拆解开,全部零件一一摆列出来,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议。”
“红旗的问世,并不说明我们掌握了多高的技术能力,可以说政治意义更大,我们在结构件上基本抄袭样车,只是重新设计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外观。”1958年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轿车装配完毕后,为让世人最先知道“乘东风、展红旗,生产高级轿车献给毛主席”的“宏图”得以实现,一汽人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对车进行检测和试验,就连夜送往北京去报喜。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前夕,20辆乌黑锃亮的红旗车在人民大会堂外一字排开,用陈老的话讲:“像20颗巨大的钻石,在秋日照耀下,熠熠生辉。”这些车很快被中央领导的秘书们“瓜分”了。
在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人的轰动。
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但红旗毕竟是每年只能“手工”生产几十辆的“官车”,轿车作为真正的产业开始大力发展还是30年后的事情。1950年代,日本也刚发展轿车,“如果那个年代中国就发大力发展轿车,现在恐怕满世界跑的不是丰田,而是中国车了。”陈祖涛说。
拓荒二汽
1960年代中期,中国奉行“反帝反修”的外交路线,相当严重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出于战争的考虑,中国不惜花费几千亿的代价和巨大牺牲,提出建设“三线”的战略工业基地。
1965年,第二汽车厂的建设项目正式列入国家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
为了保证打仗的需要,二汽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生产2.5吨的军用越野车。1965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陈祖涛为其中一员。二汽的厂址——湖北十堰就是陈祖涛看中的。
把这么大的一个汽车厂放在一个大山里,“我内心深处始终是有顾虑的,一个几万人的大企业,要吃、要喝,要生活,这是要在一个山沟里建设一个社会啊,这些工作不亚于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汽车厂,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不敢多说。”陈祖涛说。
但性格直来直去的陈祖涛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荒诞岁月里,即使如何谨言慎行,仍逃脱不了被批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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