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汽成立30周年之际，陈祖涛(前排左二)陪同姚依林(前排左三)参观

(文/口述陈祖涛/整理欧阳敏)

陈祖涛，1928年生，1951年毕业于苏联鲍曼工学院。1953年9月任第一汽车制造厂驻苏代表；1955年回国，担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工艺处副处长、处长；后任“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处长兼总工程师。1964年成为二汽筹备五人小组成员，后担任二汽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1981年起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科委专职委员。

从鲍曼工学院到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1945年5月，苏联全面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前夜，我读完了10年级，并在当年夏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苏联著名的鲍曼工学院。鲍曼工学院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创办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可是入学后麻烦就来了。鲍曼是一所半军工性质的院校，它的坦克、仪表、火炮、核能等尖端专业是不面向外国人的。我原本报考的是机械系，学校却把我分到了焊接专业。上了个把月的课后，我才发现这个专业不适合我，于是找到系主任日别列夫要求转系。他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最终转到了机床与工具专业。

随着苏联红军的不断推进，东欧的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相继获得解放。这些国家在鲍曼都有学生。那段时间，学校里很热闹，一会儿是这个国家的学生庆祝自己国家解放，一会儿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庆祝自己国家解放，同学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向被解放国家的同学表示祝贺。只有中国学生在参加完庆祝会后，心里会有一些惆怅，因为眼看着别人的国家一个个独立、解放，自己的国家却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莫斯科有国民党的“大使馆”，但我们从来不理它，我们是多么希望有一天共产党人的大使馆能出现在莫斯科啊！

1946年毛岸英要回国了。他把苏联政府特批给他的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一间住房留给我住，并委托我帮助照看毛岸青。我住进去以后，发现了不少毛主席给他们兄弟俩的信，还有他自己的一本厚厚的日记，就把这些东西收拾在一个小皮箱里。1950年，毛岸英来莫斯科的时候，我向他提起此事，他委托我回国时给他捎回去。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一年后他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了，但当时我们在苏联，不知道他牺牲的消息。1951年3月，我回到祖国。到了北京后，就找娇娇(李敏)，向她打听岸英的下落，谁知道娇娇也说不清楚。信和日记是私人物品，我要亲手交给岸英。在没有找到他的时候，我就把箱子放在张琴秋家(我在北京住在她家里)的阁楼上。时间长了，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文化大革命”时，张琴秋的家被抄了，造反派发现了这个箱子，打开一看，好家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于是这就成了一条“私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信，图谋不轨”的罪状。张琴秋告诉他们，这是我的东西，于是造反派们就找到长春。当时我也是“黑帮”和“苏联特务”，正被整得死去活来。造反派让我交代毛主席亲笔信的来历，我告诉了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一听，合情合理，也就没有再纠缠。等到我被“解放”出来后，张琴秋已经去世，毛主席的信和岸英的日记也就无影无踪了。

我在莫斯科读大学的时候，苏联刚刚取得二战的胜利，人们在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同时，也面对着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偏偏1946年苏联又遭遇了一次历史性的灾害气候，粮食歉收，使本来就张的食品供应雪上加霜。我们当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仅有的生活来源，一是学校的助学金，二是苏联政府配给的每天350克的面包。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1946年，蔡畅同志到布拉格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路过莫斯科专程来看望我们。当她看到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她回国后立刻向中央汇报了我们的境遇，中央也及时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蔡畅利用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机会给我们带来了一批黄金，让我们换钱改善生活。对这笔黄金的兑换，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个原则——为了安全，只到国营银行去换。这件事由我来负责。我先拿了一小部分去兑换，很顺利。但第二次就出事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外国人，哪里来的那么多黄金？于是我被带到内务部门接受审查。当时我还算沉着，告诉他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在莫斯科读大学，因为生活困难，国内的亲人给我们带来一些黄金。他们想知道这件事，可以问联共中央领导。结果，内务部门的人一查，果然如此，就把我放了。以后我就很顺利地把这些金子陆续换成卢布，我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和联共中央联系，要儿童院继续关照我们。儿童院原来由共产国际管理，后来交给红十字会管理。我们离开儿童院读大学后儿童院就再也没有管过我们。蔡畅同志就我们的生活问题和联共中央交涉后没多久，红十字会派了一个叫舒米洛夫娜的女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她告诉我们，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发服装。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于是，我们每个人皮鞋、西装、大衣、内衣，从头到脚焕然一新。这里面还有一个误会。我们领服装的地点是红十字会，巧的是，红十字会和克格勃两个机构紧挨着。“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整蔡畅的侄女蔡转，说我们的“留苏同学会”是特务组织，是克格勃控制的，其理由就是我们到克格勃领过衣服。蔡转那时被整糊涂了，也记不清楚具体地址，竟记成了到克格勃领衣服。1976年我到蔡转所在的武医二院治病，和她谈起这件事，我告诉她，我们领衣服的地方是红十字会而不是克格勃，这才帮助她解脱了一个历史包袱。

第三，罗荣桓和王稼祥同志让我们组织起来。1947年，罗荣桓和王稼祥两家人一起来苏联治病。他们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向他们汇报了全体留苏同学的现状。罗荣桓同志表示，东北野战军马上会支援我们一批物资，解决我们的生活困难，同时要求我们组织起来，加强学习，了解国内的形势发展，争取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他们的关照下，我们很快就成立了“苏联中国留学生会”，经过民主选举，由我、刘允斌、张芝明三个人负责具体工作。因为我在“柳克斯旅馆”有一间房子，所以“苏联中国留学生会”的活动都在我这里举行。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就是王稼祥。我们当时的心情可以用狂喜来形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我们的父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终于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0月6日，王稼祥大使到莫斯科来的那一天，全体留苏同学一个不少，都到车站去迎接他，那个心情就像去接自己久别的亲人。

1949年12月，斯大林70大寿，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来祝贺。我们的毛主席也来了。除了祝寿活动外，中国领导人主要是和斯大林谈苏联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在后来由周总理领导的谈判中，我作为临时翻译，参与了一些与机械工业相关的谈判，结识了以沈鸿为首的我国机械工业的创始人。沈鸿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业专家，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在上海的产业，带着部分机器设备，辗转来到延安，成为我党第一代兵工专家。在工作过程中，我了解到，苏联援建我国的汽车厂、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床厂等中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企业共156[综述 图片 论坛]个。沈鸿告诉我，建汽车厂是斯大林亲自向毛主席提出来的。斯大林说，汽车厂代表现代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你们建一个汽车厂，就可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和钢铁、化工、建筑等其他行业向前发展。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由于我几乎在苏联的每家汽车厂都实习过，基本了解汽车生产的全过程和部分细节。沈鸿知道后非常高兴，让我参加了汽车厂援建谈判的整个过程。所以我真正参加到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建设中的时间应该是1950年。

鲍曼工学院的学制是六年，照理讲，我应该1951年6月毕业。因为急于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和同学赵施格2月就提前毕业了。

刚回国时，我们在蔡畅家住了一个多星期。李富春、蔡畅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我们自己的留学生回来了，我们的大秀才回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了。”他们夫妇俩带着我们见了许多老革命家和领导。有一次，周总理对赵施格的母亲夏之栩说：他们在苏联的时间太长，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要让他们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听总理这么一说，我们也非常高兴。夏之栩是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根据总理的交代，会议结束后，她就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在武汉，我见到了分别16年的母亲，她老人家在我当年到延安后不久，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建国后是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的工会主席。随后我们又见到了当时任湖北省主席的李先念。在广州，广东省主席叶剑英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之后我们又到了杭州、上海等几个地方。一直到7月，我们才回到北京，住在南河沿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48.21”(即党中央在1948年送到苏联留学的21个人，包括李鹏、邹家华、叶选平等人)的全体同学，我们在苏联都认识，大家一见面都很兴奋，我们也算是当时的“海归派”吧。直到9月份，他们大部分人都回莫斯科继续上学了，只剩下我们。

1951年的夏天，我们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说，你们出去看了一圈，对国内的情况有了一点认识，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我们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总理很高兴，问我们，你们学什么专业的？赵施格说，我是学钢铁的。总理说，那好，鞍钢正在恢复建设，你就到鞍钢去吧。我说，我是学机械的，我在苏联的主攻方向是汽车，我的实习都是在汽车厂进行的。总理说，那好极了，你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一百多个项目，其中汽车筹备组正在苏联谈判，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说完，他又当场给驻苏大使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就这样，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我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