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专业化发展。一汽是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拷贝”过来的，而斯大林汽车厂又是30年代苏联从美国福特公司购买的生产线。30年代的技术水平到了50年代能不落后吗？苏联对这套生产线并没有做什么改进，就又援建了我们，这是落后生产技术水平的延续。苏联的汽车厂产品单一，无论是斯大林汽车厂 、高尔[综述 图片 论坛]基汽车厂还是莫斯科人汽车厂，基本上都是单一的产品，与多样化的货物运输要求有很大的矛盾。由于他们的汽车厂在设计之初就明确要建高度集中的综合性大厂，把冲压、铸锻、焊接、油漆等生产工艺全部集成在一起，结果产品改型极端困难，我们现在看到的“伏尔加”、“莫斯科人”等车三、四十年代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真正的“几十年一贯制”，和欧、美、日等国每隔几年，甚至一年之内就能推出一个到几个新产品有很大的差距。一汽延续了苏联汽车生产的弊端，由于生产组织结构所限，我们的“解放”产品也是几十年一贯制，在技术上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产品无法向系列化、多品种方向发展。第三是重生产，轻研发。一汽在设计时就是以生产为主，没有考虑研发，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产品设计、工艺技术人员少，试制实验手段和技术手段都太弱，严重妨碍了技术改进和发展。
四川重型汽车厂是在一汽投产9年后建设的，布局规划时，在某种程度上吸取了一汽的教训，首先采取了部分引进加自力更生的方针，产品、样车、部分工艺、工装、技术资料从法国贝利埃公司引进，部分关键设备从西欧各国引进，选址、规划、工厂设计、施工、大部分设备的生产都靠自己。1965年3月集中设计，1966年夏天就完成基建任务，进展较快。其次考虑生产专业化，四川重型汽车厂是建新厂和改造老厂(綦江齿轮厂、重庆发动机附配厂、重庆汽车附配厂)同步进行的，在大足新建了一个重型汽车底盘、钣金件总成和总装厂，通过老厂改造就有了齿轮、发动机、汽车附配件等专业厂。第三开始注意加强技术手段，在重庆发动机厂建立了发动机实验基地，在綦江齿轮厂建立了齿轮实验、测试基地。
四川重型汽车厂的建设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首先要肯定的是“部分引进加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行的也符合我国的国情，但引进外国技术和产品应该是“一用、二改、三创新”，但我们刚好颠倒了，变成“一改、二创新、三用”。人家的技术，你刚引进，还没有吃透，没有透彻的了解，怎么改？创新就更是不切合实际了。革命的理论脱离了实际，导致花了国家几百万宝贵的外汇买回的技术资料被束之高阁，教训深刻。第二在建设三线军工企业的时候，从开始设计起，就应该考虑到“军民结合”。重型汽车厂从设计建厂之初就只有军，没有民，结果军车质量上不去，产量小，企业没有效益，工人坐着靠国家发钱，国家不堪重负。
二汽是我们国家新建的最大的汽车厂，生产纲领是10万辆卡车，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从世界角度看我们也排在第三。但这个第三并不能说明我们先进，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建厂思想的局限。西方汽车厂家的规模比我们的要大得多，但他们的产品多元化，80%是轿车，其余的是卡车。卡车根据运力的结构不同又分为重型车和轻型车，重型车占20%，轻型车占70%，中吨位的通用型车不多，只占10%。而我们二汽2.5吨、3.5吨的军用车占了4.5万辆，其余的5.5万辆都是中吨位的5吨卡车，这种生产纲领，世界少见。前面讲过，几万辆军车，我们的部队根本消化不了，剩下的就是单一的5吨车。这种车的好处是通用性强，在中国当时的公路状况下，有较强的适应性，不足之处是大吨位的货物拉不了，小吨位的货物又浪费运力。但就是这种车我们定下5.5万辆的规模，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虽然生产纲领这样定，但一汽和重型汽车厂建设中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在建厂方针上予以回避。针对他们的教训和二汽的实际，借鉴国外汽车厂家的一些有益的做法，我和饶斌等人都明确要用多品种系列化和按生产专业化模式替代综合性大厂。针对前面所讲的情况，我们五人小组和相关人员经过认真的讨论，制定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厂方针14条》，1967年“14条”被一机部批准。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14条”中有很多“左”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但主要精神特别是生产技术方面的方针是正确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产品系列化，搞多品种生产，满足国民经济多方面的需求。一汽是在苏联生产第一、使用第二的思想指导下建设的，追求产品单一，生产简化而忽视了用户的需求。我们提出产品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适应用户需求，建立自己的汽车系列。产品要好用、好造、好修、省油、材料立足国内，技术先进，坚固耐用，低成本，系列化，解决大批量生产和多品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当时我们把设计产品的队伍拉到南京，在南京汽车厂试制。我们准备试制两种发动机，一种是直立式6缸，简称“直6”，缸径可变，有大有小;一种是V6，也是可大可小，去掉两个缸，就是V4，这样，我们搞了两个基本型，衍生出好多个品种。有了多样化的发动机，我们就可以生产多种不同吨位的汽车，基本实现了产品系列化。现在二汽能生产从1吨到几十吨的车，就得力于最初的系列化、多品种的建厂思想。
二是生产专业化。苏联的生产模式是围绕单一产品来的，它的生产机构、设备配置都是服务于单一的产品，一旦要对产品进行调整，所有的生产结构、设备都需要变动，非常困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臃肿僵化，不利于产品结构调整。一汽就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所以，解放牌汽车一个品种生产了30年，直到1986年经过很大的努力，才实现了转产。不是他们不想转产，而是因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限制了他们。针对苏联的弊端，我们提出生产专业化，在二汽的大框架下，不搞综合厂而是分别成立专业厂。专业厂既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又是设计、试制和实验的阵地，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自主开发，自主经营，产品除供应二汽外，还可以供应别的厂家，当企业转产的时候，各专业厂就可以在自己的生产范围内进行调整，有较大的灵活性。但在一个大山里建几十个专业厂谈何容易。再说，很多专业厂在当时全国都是第一个，没有借鉴，27个专业厂，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技术人员？于是我们创造性地在全国开展了“包建”二汽专业厂的做法。一汽是二汽建设的主力，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十几个企业也都承担了二汽专业厂的“包建”任务。靠这个做法我们在190平方公里范围的21条山沟共建了发动机、车架、车桥、传动轴、底盘、车厢、铸造等共27个专业厂。
三是大力开展研发工作。我们的汽车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引进、仿制，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没有研发能力就意味着我们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人家给什么，你才能生产什么，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受制于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锻炼自己的研发队伍，创建自己的品牌。要搞研发，首先要有手段，所以在二汽我们建了汽车模具厂、设备制造厂、通用铸锻厂，能够自己生产模具，自己生产组合机床等研发新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拿组合机床来说，当时我们国家只有一家企业生产组合机床，我们向它定的设备不但不能按时到，而且质量很差，精度达不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们的设备制造厂从德国引进技术，自己生产组合机床，现在二汽制造的组合机床质量全国第一。有了这些厂我们自己就能够铸模、压模、造出新的车型。其次要有研究机构，要自己解决设计的问题。于是我们又成立了技术中心，专门负责研究、试制等工作。我们还设立了工艺处，专门负责研发、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材料等问题，在那里我们解决了好多问题。如发动机曲轴自动线，从上料到锻造成型、精加工、自动校正，直到成品装车，一次成功；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发动机的“TW”自动线和国内首创“发动机多面加工一次成型”自动线;如变速箱“薄壳生产加工”自动线;“WTS”整车道路模拟实验台等。这些对我们的生产、研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研发工作中，我们二汽无论是设备的制造、车型的研究，还是各种实验手段都基本具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世界上，也不落后。
在那个年代，搞研发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比如建“发动机台架实验室”就有不同的意见。在设计时是没有这个实验室的，但我认为，这个东西是将来研发的关键设备，非搞不可，于是就在发动机厂后面的小山沟里偷偷地建起来。我带着几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全国跑，到处找材料、买设备，终于把它建成了。这里面的实验手段和设备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它对我国的汽车发动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还培养了一批有水平的研发人才。
根据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二汽建设要认真吸收国内汽车工业建设发展的先进经验，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和技术引进相结合，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生产技术水平要略高于国内当时的水平，也就是要略高于一汽的技术水平。要略高于一汽也是不容易的，一汽已建设了9年，一汽在建设之初，苏联给我们的设备在当时也是不错的，和苏联的生产水平相当。现在我们在二汽的设计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术，这就需要大量的新设备、新技术。那么多的设备要制造，那么多的新材料要采用，光靠我们和一汽远远做不到，要解决问题就得靠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了。在我们汇报了困难后，国务院决定采取“聚宝”的方式来解决。通过“聚宝”，二汽采用了大量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成果。全国140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为二汽提供了40多项科技成果，600多个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为二汽生产了2万多台设备，还为二汽输送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从建成后二汽的设备、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方面看，二汽的生产技术水平确实做到了建厂方针所提的高于一汽。
经过努力，二汽总算是建成了，但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仍然留下了许多教训和遗憾：在大山区建设现代化的汽车企业究竟是否科学，建在山里，敌人是否就打不着，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代化的特大型企业，对水、电、交通有很大的依赖，人是社会动物，几十万人要生活，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购物、娱乐、上学、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必须满足，但在一穷二白的大山区这些都没有。过去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但在人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他生产的热情又能持续多久呢？等我们认识到必须满足人的生活需求才能使其保持工作热情时，除建工厂外，我们又花大力气来建社会——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建商场、建医院、建公园、修马路，甚至火葬场，结果我们还是违背了当年进山的初衷——远离城市。我们建了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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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口述陈祖涛 整理欧阳敏
编辑：
buy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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