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传福早一点出生，将创业时间提前至1974年(郭台铭创立鸿海)，那么他可能就是郭台铭。比亚迪在手机产业的布局和代工模式与郭台铭惊人地相似，当鸿海以连接器等核心零部件逆向整合整个产业链时，比亚迪则从手机电池为起点，开始了同样的逆向整合运动。王传福随后进入的电脑和电子书代工领域，也是郭台铭的优势产业。以电子书为例，据DIGITIMES分析师预计，富士康电子书阅读器代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远大于60%。就像当初从郭台铭手中抢去手机的代工订单一样，业内认为，未来比亚迪也必将分食鸿海的电子书订单。

郭台铭实际上是欣赏王传福的。在王传福决意收购秦川汽车时，郭台铭想与其共同控股秦川，表达了对王传福决策的认同，但遭到了王传福的拒绝。不过，2005年郭台铭在昆山建立了安泰汽车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最终进入汽车零配件市场。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郭台铭主动邀请的王传福，郭台铭见王传福的目的很单纯：拿下一笔比亚迪的生意，成为其电池塑胶壳的供应商。只是没想到，王传福最终成为郭最强劲的对手。

在郭台铭和王传福身上，可以找到很多相似的品质。两人都是工作狂，王一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郭曾为了抓紧时间工作，甚至规定自己每天只去两次厕所。两人都十分简朴，郭在创业时期从不穿名牌、不坐商务舱，买私人飞机的事情则是后话；王更是勤俭节约，出差一律经济舱，住宿一律招待所，他还笑称，即便企业做得像富士康那么大，他也绝不会买私人飞机，除非他想从造汽车转向造飞机。

两人都很霸气并有点独裁，郭常常标榜自己是“独裁为公”的领导者，他认为“民主是种气氛，领袖应该带着霸气。”尽管与郭的形神俱厉相比，王传福在外表上要显得温和绵软，但在王身上也充分体现出了“民主是最没效率的做事方式”(郭台铭说的话)，王传福规定集团下所有事业部的总经理直接向他汇报，也就是说复杂的过程只依赖一个人的大脑。

在霸气和独裁之外，是两者对事物的精准判断。王传福在决定投入巨资进入汽车业时，比亚迪曾遭遇基金“洗仓”事件，一天之内，比亚迪股票跌幅超过21%；郭台铭在继模具业务之后进入第二大核心业务——机壳业务时，也曾不被看好。但如今，鸿海已经占领了全球机壳业务一半份额以上。而比亚迪汽车则保持了连续5年超100%高增长！2005年比亚迪汽车销量约2万台；2006年比亚迪汽车销量约6万台；2007年比亚迪汽车销量约10万台；2008年比亚迪汽车销量约17万台；2009年，比亚迪汽车销量已超过44.8万台。

比亚迪和富士康无疑都是成功的企业。在所有相似的构造条件下，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共同理念[综述 图片 论坛]：低成本获取利润，这也是中国代工业的本质。只是有所不同的是，富士康的利润增长已出现瓶颈，而比亚迪的利润仍在翻番增长。即使在共同下滑的手机代工领域，富士康的下滑幅度也远大于比亚迪。

富士康已经度过了高速发展期，而比亚迪却又正好适合这个时代的变迁。在相似的轨迹下，比亚迪和富士康未来的走向却可能大相径庭。毕竟王传福不是郭台铭，比亚迪的模式与富士康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不同的低成本模式

郭台铭有一个著名的“全球成本竞争”概念，也就是“社会成本 国家成本 公司营销成本”的竞争。社会成本包括资金、原料、人才成本；国家成本指国家对于企业的支持力度和优惠政策；营销成本就是营销过程中的花费。所以，郭台铭1988年将鸿海拉到了中国内地，这里各项费用都低，而政策又优惠。至今，郭台铭仍在沿着这条低成本的道路前进，比如沿海劳动力成本提升了，郭台铭就把工厂从东边移向了西边的重庆，继续享受低成本和优惠政策。

如果王传福早一点出生，将创业时间提前至1974 年(郭台铭创立鸿海)，那么他可能就是郭台铭

王传福似乎不屑这么做。他对郭台铭处处节俭的方式也看不惯，比如富士康到外地出差的员工，回来报销时要求把每一张发票都要填清明细，甚至要注明起始点和终点。比亚迪没有这种规定，王传福觉得这样做有些太苛刻。在他看来，比亚迪应该让员工觉得舒服，觉得企业没有跟自己斤斤计较。王传福不会向员工施加压力，但郭台铭希望每个人都做到像他一样，郭喜欢半军事化的管理，他会问员工，“你们尿尿黄不黄啊？”如果回答“不”，他会加大音量说，“你们工作还要努力。”这恐怕也是富士康最近出现“十二连跳”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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