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白 (评论员)

交通拥堵费的话题余温未降，又有一位官员提起。据《新京报》5月5日报道，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发表文章，为北京交通支招。仇保兴提议，除了提高城市中心区停车收费，可以研究实施交通拥堵费。他同时认为，应取消高速公路收费，可以引导城市中心区人口、功能向新城转移。

尽管“收拥堵费缓解交通压力”的声音已在我们耳边磨出了老茧，但仇保兴的此番建议还算有点儿新意——在提议收费的同时还讲到了免费，这在收费声四起的当下非常难得。我想，仇保兴的设想大概是：通过城内收费，迫使市中心人口少用车，而通过城外高速路免费，引导市中心人口转移出去。

必须承认此设想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想来，似乎不具备可操作性。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像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其中心区的资源配置全国领先，人们往北京市挤，不是为了凑热闹，而完全是冲着优质公共资源去的。此外，在城区生活的人，经常出城走高速的毕竟只占极小一部分；同样，在城内收拥堵费，所影响的也只是少数收入不高的车主。

这样看起来，城外免费、城内收费的举措，反倒有种诱使收入不高的人从北京城转移出去的味道——舍得交费才适合在北京居住，否则就不如转移出城，因为城外免费。说来说去，城外免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城内收拥堵费创造台阶。这里，仇保兴未能免俗——不但把拥堵费当成了缓解交通的法宝，而且同许多官员与专家一样，拿伦敦的“先进经验”来佐证。

想想看，跟拿高速路免费作为收拥堵费的配套环节一样，以伦敦、新加坡的经验来证明拥堵费的合理性，也经不起推敲。为什么拥堵费的建议者老揪着伦敦与新加坡的“成功”不放？原因就是他们举不出其他[综述 图片]事例。世界上的城市数量堪与牛毛相比，两根牛毛的出类拔萃到底能够说明什么？为何不拿“纽约征收拥堵费计划流产”来说事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伦敦征收拥堵费几年后已被当局承认是一个失败的举措。

上述因素，不知我们的一些官员与专家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考虑到了，我就有点儿怀疑他们提拥堵费建议的动机：会不会是为了抑制低收入车主的出行，好让出路来疏通富人车辆与公务车辆？就像提高城内居住成本来迫使低收入者转移出城一样？想想看，如果通过收取拥堵费等增加车主出行成本的方法来控制车辆上路，那么这一招对富人与公车是无效的——富人不在乎这点钱，公车的拥堵费则由纳税人埋单。最后，只有那些收入不高的普通车主限制自己用车，富人与公车就有了相对畅通的出行环境。这样的话，拥堵费就更像是富人或公务员的开路费了。

其实，作为调节交通流量的经济杠杆，拥堵费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我认为，只有在穷尽一切办法，打好了一切基础的前提下，才能考虑利用这一杠杆。譬如，将公车数量削减到合理水平，并且严格控制公车私用；公共交通系统像新加坡一样便利，去任何地方都不用太折腾。这两种重要条件如果没满足而率先开征拥堵费，无异于本末倒置，最终难逃“为收费而收费”甚至“疏富堵穷”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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