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身设计科提出9月初试制出车身，底盘设计科便提出7月末出底盘图，以便按时试制出底盘总成，保证装车。各科室都纷纷表态，绝对能够完成任务，那个会议的气氛，可真叫群情激昂。”刘经传老人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当年会议场景中，情不自禁地一会儿举手，一会儿站起身来挥舞着双臂，兴奋的程度不亚于当年。

试制的参考样车在哪里？有人提议，吉林工大有一辆“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可以去借。于是，第二天上午，陈全带队去吉林工大把车借到手，开进了试制车间，即由生产解放卡车相应总成的车间试制有关总成。车一借到手，便被迫不及待的工人们大卸八块。各个科室来人领走了相关部件。

为了抢时间，在试制的程序上，打破先出图、再按图制造的做法，而是采用了边出图、边打造的做法。即设计人员只出草图，图上只需注明控制尺寸，车间按样车实物，用“照猫画虎”的方法加工零件，至于材料、热处理、公差、配合等技术条件，则由有关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商定。

这样一来，制造零件的周期大大缩短，于是厂领导又决定把向国庆节“十一”献礼的目标提前到向建军节“八一”献礼。也就是说，只用一个月，就要从头到尾试制出一辆高级轿车。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试制战斗在一汽打响了，大家不分昼夜、不分你我，顾不上吃饭、睡觉，拼命地争分夺秒，抢制零件。

7月31日，轿车的各个总成，包括当时被看作高难度的V8发动机总成和带有民族特色的车体等，均已试制出来，并陆续装车。万事俱备，只缺变速器了。这时，早已完成的机械变速器一直等待在车旁，如果液力变速器万一不行的话，就用这台机械变速器作为“替补队员”装车，就在这最后关头，总成试验室传出了“液力变速器试验完了，可以装车”的喜讯。

就这样，我国第一台液力变速器终于装上了“红旗”车，屈指算来，从解体样机到这时候，仅仅26天！

8月2日下午，在共青团花园召开了全厂庆祝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诞生的大会。万余职工云集会场，主席台前搭了一个小台，铺上了大红地毯，这是专为“红旗”准备的展台。

吴德等省市党政军领导都到了，会场上群众情绪异常高昂，歌声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歇。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大家都在等待“红旗”的到来，可是等了好久却不见“红旗”的影子。

“我当时坐在第一排，正准备发表感言，突然听到喇叭中传呼我，说有急事，要我速去试制车间。这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是液力变速器出了毛病？我赶到试制车间一看，液力变速器并没有坏，而是发动机起动马达的齿轮太脆，在起动的时候被打碎了，因此无法起动发动机。”刘经传告诉记者，本来是下午红旗出场的，结果拖到了晚上，其中缘由鲜为人知。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换起动马达的齿轮。于是，刘经传急忙到电气实验室寻找齿轮。所幸，在负责起动马达的人员抽屉里翻出了仅剩的一个齿轮。

据推测，这只齿轮也是很脆的，可能在起动时也会被打碎，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它能够安全打着火两次，即现在起动和开会结束后再起动一次。如果失败，只能够宣布今天红旗车无法诞生了，那可就丢人丢到家了。

换好了齿轮，刘经传再三叮嘱司机杨陆一师傅，千万小心，只许用点火钥匙一次起动成功，起动后不得熄火。打火成功了，汽车顺利地开向会场。

这时，天已经黑了，强烈的照明灯射向初生的“红旗”，会场瞬间沸腾了，欢呼之声响彻共青团花园。庆祝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一些参与试制工作的代表发言。

“我荣幸地被指定为技术人员代表上台发言，歌颂了‘三结合’的做法和向工人、领导以及其他人员学习的体会。大会结束了，令人担心的齿轮总算争气，保证了汽车再次发动成功，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刘经传老人下意识地擦了擦额头，即使是回忆那段历史，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渗出了汗。

就这样，“红旗”在众多的职工拥簇下，慢慢驶离，回到了试制车间。

第一辆“红旗”的出世，不是任务的结束，而是不断完善产品和进行批量试制的更加繁重任务的开始。从此，设计处在全厂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大量的质量攻关工作。

1959年首批“红旗”和“红旗”检阅车顺利通过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检阅仪式。1962年“红旗”通过了国家鉴定，后来还增添了三排座车和保险车等“红旗”系列产品。“红旗”终于正式成为代表国家的迎宾用车和国家领导人用车而享誉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