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可能中诞生

东风与红旗，是如何在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年月用手敲打出来的？我们请78岁的原一汽总设计师刘经传为你讲述这段历史

编者按：78岁的刘经传必须借助助听器才能够听到我的发问。这位老先生是一汽当年制造东风和红旗轿车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零星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但是大多语焉不详，比如说他是当年东风汽车处女航中的惟一一位乘客等等。

5月14日 一汽试制的东风牌小轿车送到北京

原一汽总设计师刘经传

2008年5月12日，一汽轿车在长春举办了“纪念自主轿车出车50周年暨感动红旗人物颁奖大会”。很多曾为一汽建设鞠躬尽瘁的老一汽人应邀出席。这位原一汽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刘经传被安排在了现场第一排。

第二天下午，《汽车商业评论》在他家中对他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访问。这位戴助听器的老人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完全沉浸在往事之中。他的太太，当年一汽电器科的老科长已经中风，腿脚严重不便。但是两位老人对本刊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欣慰。他们留记者吃晚饭，两个南方人(刘为江苏扬州人，其爱人为无锡人)的食谱已经完全是北方口味。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我们口述历史一直所做的就是要为飞过的鸟儿留下痕迹，刘老先生的讲述异常丰富，他讲述了他整个的汽车人生，跌宕曲折却又乐观风趣，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令我们感慨万千。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人当年的伟大力量。

魔鬼就在细节之中。我们在此不能全部刊登长达4万字的口述，只能选取四分之一的内容贡献给读者，很多细节已经省略，希望未来我们的专门出版物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第零批实习生

我老家在江苏扬州。祖籍在仪征，我父亲那代到了上海。1930年我在上海出生长大，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3年后，清华解放，国家发展工业需要用人，当年7月就把我们这届大学生抽调出来，到刚成立的汽车工业筹备组。筹备组设在北京扁担厂，离德胜门不远。

我们被作为未来的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搞一汽做准备。我所在的班有80多人，60多人被抽调到筹备组，其他也有搞机车、搞火车的。接着筹备组就把我们分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等比较大的工厂里去。

我到了有800人的天津汽车修配三厂(后来的天津拖拉机厂)。这个厂自称造了中国第一辆轿车。实际上它只做了一个发动机，而且发动机中的某些部件还不是自己制造的。他们在美国吉普底盘上装上这个发动机，装了3辆车，开到北京，受到朱总司令的接见。

这件事被报纸炒得很热闹。我还帮着一起做。本来齿轮应该用机器加工，但当时机器质量不好，只好用手工。做出来的齿轮齿子肥大，我们就把它锉瘦些，一个个锉下来，检查没通过就再锉。中国第一辆轿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之后我到过上海闵行的通用机械厂，这跟汽车没多大关系。从上海回来后，我到了隶属于筹备组的北京南池子工业试验室。这个普通的房子里聚集了全国知名的机械业的专家学者。

我们这些实习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测绘苏联嘎斯69。把车拆散后，我们画零件。由于天津号称制造了全国第一辆轿车，当时就希望把天津搞成汽车制造厂。我们测绘嘎斯69就是想把画出的图纸送给天津，让他们造汽车。

这个试验室里的实习生还有来自山东工学院、河北工学院、沈阳工学院、南开大学的学生。上海交大分来的是应届毕业生。全部加起来有近百人，画图纸的有10个，其中我们清华同班6个。当时条件很原始，说实话，那图画得不好，但不管怎样三四个月后还是画完了。

我们住在崇文门外，开会、吃饭都在扁担厂。交通工具是一辆吉斯卡车。画完图纸就到了1952年夏天。我们回到学校。当时汽车筹备组主任叫江泽民(大家说的老江泽民)，他胳膊下经常夹着一个包。他召集大家在位于东四北大街的北京中法大学礼堂开会。

我们都不知道有何事。老江泽民就笑：“你们别走了，都留下。”

筹备组提供了一辆吉斯150和一辆中吉普，这2辆车都被我们拆散了。筹备组派了两个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做我们的导师，他们对汽车有些了解。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问，有时候他们也不给答案：“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完了再解答。”

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等我们想深想透想明白后，留下的印象深极了。一个月后，我们重新把零部件安装起来，车还能开。两位老师就教我们开卡车，全下来用了两个小时，分成八次，每次一刻钟。学的地方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建。我们学会了开车，但没有驾照。

学校为我们发了毕业证书。有的被分配到洛阳轴承厂、洛阳拖拉机厂，也有的到了机车厂，大家就分散了。筹备组留下了约七八十人。到了筹备组再分配，我和另外7人共8人被分配到教育处。

这段时间上面安排我们学俄文。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教材是《清华大学俄文速成教材》，上面没讲发音。是纯粹的自学。当时俄文老师非常紧张，筹备组有一个叫蒋朝西的老头，他说他会八国语言，他教我们俄语。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发音蹩脚透顶，文法也不通。教了一段时间后不行，我们就自学，发音反正是乱七八糟的。

从苏联学习一年后，我们这帮人回到了一汽。厂领导接见了我们。在一汽的资料里，我们被说成是最早的实习生，没有说是第一批。后来有人写文章就说我们是“第零批实习生”。

绝密文件

我被分到设计处。1953年叫技术处，底下有设计科。1954年年初，技术处把设计科分离出来，变成“设计技术处”，简称“设计处”。处长有两个，实际上是三个。邹秋贞、胡秋贞和郑义纯。郑是从老二汽派过来实习的，这个老二汽可不是现在的二汽。老二汽当时还没最后定地点。筹备组筹备了一汽后，准备搞二汽。选中的地点之一在南京，做跃进产品，仿造嘎斯。

那时一汽正在施工。我们刚去时，没有宿舍，没有办公室。设计处就在西安大路的黄楼里，我们住在绿园，这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小平房，虽然是砖房，但没有地板，土地很潮湿，箱子放在地上都会发霉，靠近窗户有太阳的地方长着草。

条件很艰苦。从全国过来支援一汽的相当一部分是老干部，他们对汽车并不懂。我们回来，他们都很欢迎。我回来后就给他们讲课，讲苏联的组织结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

我一边讲课一边翻译带回来的组织设计文件。一汽设计处刚成立，有六七十人，它如何运转？产品设备怎么运行？图纸打散后，如何对它管理？这是我讲的内容。30多个设计师全部投入到图纸翻译中。实际上，在我们带回新图纸前，苏联已把他们原来的老图纸给我们练兵。

新图一到，我们把翻译的中文写在俄文下面。同时，我们根据苏联晒出来的蓝图做了一套底图。这期间，我建立了设计处流程管理。

设计处的工作比国外还紧张。晚上累了，把办公室桌子一拼就躺下。那时的绿园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远远地能听到狼叫。产品设计图纸被称为“绝密文件”，非常神秘，有保卫部专门站岗。

我到设计处报到时，这里有很多从南池子试验室过来的专家，如一把手吴敬业等，全在技术处。设计处下设设计科，科长是位航空专家，叫张士英，国民党时期到英国学航空，他从南池子试验室设计科科长调到一汽设计处设计科科长。

当时的设计科是独立的，底下分为发动机组、底盘组、车身组、试制车间、试验室以及文件科、行政科等。上世纪[综述 图片 论坛]50年代末，张士英被调回航空工业部，设计科分为发动机设计科、底盘设计科等，试验室也分为底盘实验室和发动机实验室等。

1955年苏联专家过来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音译)，是卡车总设计师(苏联实行总设计师制)。这个人我以前就认识，还在他那里实习过。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他们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还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我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助手。别人要找他都得由我安排，请教什么问题我也得做记录，这些记录得复印上报，作为正式文件存档。

这时设计处从黄楼搬到了老皇宫(现在的展览馆，溥仪的行宫)。这个地方更偏僻，老黄宫过去基本上没什么人了。老皇宫里有个小四方带天井的地方，就成为我们的办公室。为保卫这些图纸，夜里我们都出来巡逻。

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最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在溥仪登基的地方。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约五六平方米。

一汽开始生产调试零件，每调试出一个，由设计专家、工艺专家看是否合格，认为合格的再由苏联专家鉴定。每个零件都这么做。跟着苏联专家的好处是继续学习，费思达在中国待了两年，我跟他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他还经常到全国考察外协件厂。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外协件厂(零部件厂)，只有修配厂。山东淄博博山的一家外协件厂，做玻璃很有名，但条件不行；南京有家供应火花塞的厂，全用手工制作。苏联专家定点后就教他们怎么做。这期间，我对解放牌的每个零件、主要功能以及用何材料都烂熟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