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始末

苏联专家对设计试验的指导和建议

对于一汽的发展，上面也没有具体计划。1956年在孟少农(一汽主管技术的副厂长)的带领下，设计处牵头搞产品规划，按照规划，一汽1961年做出中级轿车，1962年开始做高级轿车。

东风2

规划中还包括解放牌的换型。后来解放牌被大家称为“30年一贯制”。有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做新产品？这话说得不对。解放牌刚投产时，我们设计部门就设计了新解放，而且在1958年还做出了样车。实际上，一个解放牌不能让我们满足，我们想要多品种发展，越野车和轿车都想做。

1957年年初一机部部长黄敬到一汽视察。一汽当年开工投产，开始创新业。他在一汽召开座谈会，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我1956年被提为底盘科副科长，资格还不够。尽管是副科长，也是一把手。之前底盘科科长是富侠，1956年一汽提出多品种规划后，富侠被提升为设计处副处长。

我后来听说黄敬在座谈会上提出一汽要做轿车，问一汽有什么困难。一汽提了三个条件：一是技术人员不够，原有人只够做卡车；二是没有样车，设计处只配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三是工作大楼面积不够。

黄敬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安排。他说：“关于样车，你们看中了哪款车，我负责给你们调配。至于人员和工作大楼问题，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当时全国汽车方面的人才都集中到一汽，解放牌正在做生产调试。一汽决定，把吴敬业、刘秉南(生产准备处处长)、史汝楫(主管轿车设计)、富侠这4人调过来充实设计处。吴、刘、史为正处长，富侠为副处长。总支书记是陈全，他司机出身，很懂汽车。同时，把厂里那些参加工作不到半年但又熟悉加工工艺的大学生调到设计处。

办公楼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在小二楼上增建了三楼。说来也可怜，当时全国轿车就北京多些。为了找样车，史汝楫带着一个工程师去北京找。他看中了六七辆车，有苏联的胜利牌，周总理坐的小雷诺，朱总司令坐的捷克斯柯达440，德国奔驰190，美国福特ZEPHER车、法国CIMCA车以及日本丰田车。

夏天时这些车都被调到了一汽设计处。三个问题都解决了。一汽领导这时下令，轿车要按照“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起步方针来做。为何说仿造，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自己设计。

设计处要出图，出图后才能制造。这时苏联专家要回国，我把费思达的建议整理成册，存档后就投入到底盘设计工作。一方面我们做解放牌的换型设计，一方面我们开始做轿车。前者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完成的，解放牌调试完毕，他们还帮我们出做轿车的主意。

我们最后看中了奔驰190、法国CIMCA和福特ZEPHER。CIMCA是品牌名，实际上是美国在法国建的工厂制造的，下面车型叫VINETTE，很多文章都把它写成“VEDETTE”。原因是程正(原一汽设计师)写时就写成了VEDETTE，程正当时并没有参加轿车设计。

这时吴敬业被调到洛阳拖拉机厂当设计处处长，他是民主人士，反右时说了一些话。陈全提升为处长。这些车型中，外型好看的是CIMCA。我们决定用它的车身，发动机用奔驰190，因为德国车性能好。

孟少农带着我们对车进行解体。但我们也没完全按照CIMCA的车身来做，而是以仿造为主。由于车身骨架很难设计，弄不好就会裂开，所以骨架全用CIMCA，外型自己设计。当时已经强调设计要和工艺结合，我们就把工艺部门的人找过来，一起研究一起设计。他们对发动机和车身都没意见，对底盘提了些意见。

奔驰的底盘虽然好，但结构很复杂，这跟德国人强调精度有关。它的后桥是独立悬挂，这在当时做起来很难。相对来说美国车的结构简单一些。孟少农决定不做奔驰后桥，改用CIMET。独立悬挂改变后，弹簧弓子得自己做，这方面我们有能力。

这时孟少农因病住在空军医院里。有空闲了，他就用纸画轿车图，画了东风车的外型，这叫概念图。我们去看他，他就让我们看这些画。我拿过来一看，就问他：“这个车哪是头？哪是尾？”他画的车很像后来的东风，尤其是前面的大灯和后面的尾部，我们在设计时也参考了他画的一些元素[综述 图片 论坛]。

这个过程中，工程大楼灯火通明在全厂都闻名。我们全力以赴，拆散零件后进行测绘，大家分开画图，我画的是变速箱。1957年年底图纸基本结束，陆续被用到制造中。

一汽厂也是全力支持东风，可以说是“全厂东风”。设计处有加工设备，但很简陋，不太可能做东风。而解放牌刚投产，工具厂任务还不太多，这些设备都很新，我们就把锻造、毛坯和主要的机械加工都放到解放的工具车间做。设计师同时到车间去配合试制。

2月13日毛主席来视察，后来听他们说，毛主席来了就问：“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注意，他说的是小汽车，还不是轿车。

毛主席要坐车，大家的热情就迸发出来了，进度也大大提前。为了赶工期，大家日夜连轴干，工人分二班。一汽总厂成立了突击队。我带领底盘科班子，吃住都在车间。做出一个零件来，我们就检查，合格一个就贴上标签放在一边。

零件做完后，再进行组装，装完总成，送到设计处。由于车架是在设计处做的，总装配就在设计处试制车间里进行。我的任务是变速箱，做完后就把它运到设计处安装。安装时我就知道变速箱有问题，也知道如果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

5月12日清早，我们装完了汽车。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就是我。试车时司机带着我从试制车间出来，绕一汽中央大道转了一圈，要是换挡换不过来，我就在旁边保驾。到了工程大楼，出南门，我记得正好是上班时间，两边都站满了人，大家情绪高昂，夹道欢迎。我们从二号门进，把车开回试制车间，东风完成了它的处女航。

饶斌、史汝楫、纪斯标、钱海贵、田玉坤(设计处试验司机)立即将车送到北京报喜。纪斯标是机修车间工部主任，会开车。钱海贵是饶斌的司机，饶斌的秘书是李岚清。有天中午休息时，毛主席来看车，正好饶斌外出，只有史汝楫在，后来留下来的照片上主要就是这四个人。

红旗玄机

东风后，我们接着做万能农用汽车的设计。这是饶斌从西德购买回来的，买了两辆。当时说要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做贡献。这个农用车比轻卡小点，配有四个轮，在公路上开跟汽车一样，但它的底盘高。这样可以开到田间去，还能挂上收割机，既可以搞运输，又可以做收割和播种。

农用车的图出得很快，画东风用了三四个月，而农用车只用了一个多月，尽管它的结构比东风还复杂。画完农用车正好是六月。下旬就有消息传来，北京要造高级轿车，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北京牌”，样车仿造的是美国通用的别克。我们就想，东风轿车可能做不成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图纸画出来后就制造。农用车做了三辆，但只装了两辆。1958年装完车，接着做试验。但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们先投产做东风，后来又做了红旗，再没能力做其他产品了。

北京消息传来后，一汽总厂立即安排投产做东风模具。模具做了300多套，但还是不够。到十一前，我们用手敲出了二三十辆东风，各种颜色都有。我们憋着劲做，就是觉得高级轿车不能让北京做，应该在一汽做。

这时一汽总厂确定了要做红旗。样车选的是吉林工业大学的克莱斯勒。6月25日设计处开了总制扩大会，会上要求大家提意见，我们确定以十一为目标，用红旗向党和国家献礼。

不久，在饶斌主持下，一汽召开党委扩大会。大家表示献礼的时间应该提前，最后确定以8月为目标，用“三结合”的办法来推进速度。

这样就变成全厂大干红旗。陈全出面借来样车，开到设计处，我们就争分夺秒进行解体，当时想都没想过还不还车的问题，先拆了再说。

“赶庙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用一汽总厂下令，各个车间领导都赶到设计处来认领，想做哪个部件就把哪个部件抱回去。有专人做登记，否则谁抱走了都不知道，设计处的人员分散跟下去。

当然还得画图，如装车时所有零件得控制尺寸，所以大部分都画了草图。根据图分析零件怎么做？是铸件还是锻件？用什么材料？这些都是跟设计人员一起确定的，所以叫“三结合”。

现在看来有很多不规范的做法。比如样车的尺寸我们不知道，也没有那套图纸，仅仅是测量后再定个工差。但大家都被一腔热血激励着，被“乘东风，展红旗”鼓舞着，埋头苦干。

我选了块硬骨头。样车底盘上配有液压自动变速箱，现在看来很普遍，但在当时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机械用齿轮来转动。“赶庙会”时，其他部件都被认领了，本来机修车间想抱变速箱，但设计处没让他们抱。我们担心的是，既然原理都不知道，这东西拆散后能不能再装起来？要是装不起来怎么办？即使装起来了，能不能再转？

我是底盘负责人，大家认为我在技术方面还强一点，所以就让我管。我带了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冯锦炜，并指定试验室的田其铸，我们三人来啃骨头。黄1953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后来成为汽研所副总工程师。他告诉我，工大教授在讲课时曾讲过这方面知识。我马上拿着变速箱去吉林工业大学。

我们找到罗邦杰教授，说明来意。他立刻说：“干！先测一下性能。”工大有个试验台，没一汽的好。罗教授的意图很明显，测量性能后再作对比，准备画图，以便抢时间。

这种思路是对的。没想到，我一回到设计处，机修车间工人由工部主任带着，找到我说：“这应该由我们干，你们怎么把它拿走了？”

我就说，因为不懂，想请教授帮忙测量。

“你们信得着教授，就信不着工人？”工人们问。

这句原话我一直没说。我就跟工大协调，于7月5日把变速器取回来，那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做试验。这个过程耽误了一两天。拆开变速器一看，里面比机械变速器复杂多了，我们只知道有油管通进去，但如何管这么多操作却不明白。

但又必须要弄懂。我就赶紧找资料，非常巧的是，我找到一本俄文书，上面有个章节写的就是克莱斯勒的液压变速箱。这本书是从苏联带回来的，还是在国内买的记不清了。

搞第一辆红旗时，巧事儿太多了。我用了两个不眠之夜，才把这个章节基本弄明白。明白后，我立刻画了张油路图，描图后晒出来，再画了张结构图草图。

第三天一大早，我到车间把工人召集起来，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机修车间把变速器工作安排给陈清华工部，陈是工部主任，后来提为机械分厂厂长。他下面有个钳工组，负责人是八级工长钱云洲。这个人很有名，他就带着钳工组的人拆变速器。

我们边设计边制作，用的材料确定下来后，就进行了三结合。我把两张图纸挂在钳工组，现学现卖，告诉他们工作原理，每个零件的功能，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了底。然后就不分昼夜地干，累了就躺一躺。

我对工人的手艺非常佩服。总成拆不了，他们就用拓片的办法做出薄片，再做简易的车模。把液片放在刻机里，用银子淋，原件用的是电焊方法，但我们没法用，否则里面30多个液片都会变形，所以必须排整齐，垫上衬垫用银压好，再送到炉子里烤。

差不多用了20天，总成就做出来了。试验室早就做好了准备，台架都设计好了，液压变速器一到，立刻装上台架做试验。我们在车后面放个工序电动机，前面放上发电机，接上去做试验。就这么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试。

之后，我们按照书上说的加变压器油，其实不对，变压器里还有很多防泡沫添加剂。但我们那时不知道啊。加上油一走，走不远油全都从加油管里冒了出来了，我们都穿工装，油喷得衣服上全是。

试验-出现问题-解体-检查-重装-再试验，这样也不知拆了多少次，装了多少次，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干。这时候，其他部件都做得差不多了，变速器是最后一道关口，牵涉到能不能装车的问题。领导都很着急，王少林、方吉力、史坚、饶斌都经常来。我们顾不上吃饭，有时实在累得不行了，我、冯锦炜、田其铸三人就轮流休息一下。

很多工人也在上下班交接完后跑过来看。当时是夏天，试验室大门都开着，他们站在大平台，为防止他们进来，我们用线把场地圈了起来。7月31日晚，我们终于做完了试验，发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装车信号。指挥部领导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连夜把变速器装上，装完汽车时已是8月1日凌晨。从一窍不通到解体，到做出来，到装上车，我们只用了26天，这个速度即使是现在也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