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份两次调高油价导致尴尬不已，主要不是该不该调，而是时机选择失当。两大巨头人工、管理、财务成本过高等因素，也是油价虚高的次要因素。

中石化“权威人士”突然站出来公布一份油价构成账单，让油价成为一个靶子，那张不合时宜的“账单”，恰好成为导火索。

油价虚高，对制造业和运输业伤害最大，在眼下则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复苏(包括成本和心理预期)，还打乱了经济运行节奏。相对次之的利益受损者是私家车主。但每次油价上调，或者油价下调慢半拍，企业普遍逆来顺受，日益庞大的私家车主群体，也很少有人公开站出来表达“愤怒”。相反，每次表达“油价愤怒”，总是以时评圈为主打。多少有点“皇帝不急太监急”之意味。

十多年前闻油价虚高，笔者反复撰文痛斥的几个重点分别是垄断、价格管制和暴利。近十年来，国内石油供给结构、投融资方式、企业属性、油价调节手段均在变。

结合6月份两次上调油价及当下“油价愤怒”，先说供给结构之变。早年石油自给自足还有少量出口，如今自采与进口各占一半。自采油与进口油价格不同，后者高于前者，自采油价政府可控，后者需随行就市。到了炼厂，两种成本不同的原油一搅和，政府很难对实际炼油成本作精确监控。这是导致油价虚高的一个原因。

再说投融资方式之变。过去以财政拨款为主，如今则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市场融资。每闻两大巨头为“亚洲最赚钱公司”，把暴利收缴国库的呼声就一波波释放。问题在于，改财政拨款为“企业留利”恰是1984年“经改”的起步原点。重回历史原点此路不通！考虑到石油缺口扩大，国家鼓励两大巨头海外扩张，所需巨额资金全部由财政承担根本做不到。于是，笔者经多年观察，虚高的油价中的确暗含着帮助两大巨头筹资的因素。

又说企业属性之变。早年，石油垄断既是行政的又是自然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今天的石油垄断行政成分在减弱——变化缘于资本市场。两大巨头虽仍归国家控股，但作为国际化上市公司，股权毕竟已多元化，其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已受市场规则的制约。因此，两大巨头受国家特殊支持，仍带有行政垄断成色，但主体成色是市场化加国际化的上市公司。既属上市公司，就得对全体股东负责，因而每逢国际油价剧烈震荡，在两大巨头的炼油环节，国家不得不对其进行补贴(国家利益也隐含其中)。

接着分析油价调控手段之变。早先油价归“看得见的手”说了算，两大巨头一上市，“看不见的手”已有一定话语权。事实是，甭管发改委的“油价调控机制”是否起作用，这几年的油价始终是“两手”共同调整所形成的。另外，今日西方譬如美国，油价也不是完全的“自由价”，政府也常作行政干预，差异只在人家是通过投放原油战略储备作间接干预。中国也在建立原油战略储备，但要形成平抑油价的能力，须费时十年甚至更长。6月份两次调高油价导致尴尬不已，主要不是该不该调，而是时机选择失当。

此外，两大巨头人工、管理、财务成本过高等因素，无疑也是油价虚高的次要因素。经以上梳理可见，“油价愤怒”难撼油价虚高格局，至于以开通气会平息“油价愤怒”，笔者以为大可不必，油价的事现阶段越辩越糊涂。

(作者鲁宁，媒体评论员)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作者：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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