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错，父母打了孩子，都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
经济观察报：你这7年都在干什么，跟国内怎么保持联系？
仰融：这7年里，我前三年半基本上都是在办官司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了？
仰融：我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后来我们主动撤诉了。说我携款外逃，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毕竟已经审查了这么多年。
我本身是不想告的。我只是想借诉讼来证明我没有问题。目的不是非要赢这场官司，非得要赢回这笔钱。我曾经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如果拿回来钱也会捐给慈善机构。我本人诉求的不是这笔资产，而是要证明一下这个项目是谁投入的。我就是这个诉求。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这7年多还没有结果？
仰融：这是由专案组调查的，如果有的话早就应该有结论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为什么要主动撤诉呢？
仰融：我本还有机会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到了最高法院，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那样简单了。
当时，我从国内出来有一个前提：我家在美国，我的小孩、我的太太都在美国。在沈阳搞合资的时候，我也是作为香港的外资公司入伙的，而不是中资公司，所以我是回家，不是逃。
今后我要回到国内也不是想打官司，我不会再去较这个劲。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离开华晨的时候，华晨的账上还有十亿元的现金流。
仰融：在沈阳和上海的账上一共有四十多亿，光是上海的账上就有十几个亿。我没动过，我还是很公私分明的。
我要证明我没问题，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民众说我是贪官。我本就不是官，而是个外商。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想让地方政府承认自己当时有失误吗？
仰融：我没有这个要求。我多次表示过我的态度是“水落石不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
经济观察报：这七年里，你应该还是很关注国内情况吧？
仰融：我对国内汽车情况，包括华晨汽车的发展一直非常关注。这个公司是我一手搞起来的，我不在乎自己在与不在，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希望中华汽车这个品牌能够发扬光大的，还是希望这个公司能够越来越好的。
但它频繁地换人，从杨宝善、蔺晓刚，一直到现在的祁玉民，等于说7年换了四任老总。这对一个企业来讲是有很大问题的。
经济观察报：有说法认为华晨一直都在吃老底。
仰融：我之后的几位负责人在交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失误。失误是什么呢？他们都要否定过去。非要否定过去的战略，有这个必要吗？对企业有好处吗？到祁玉民现任华晨董事长接手的时候，华晨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祁玉民当时称自己是临危受命。
仰融：汽车产品能贴上“中华”标签的，也就是这么一家企业。第一，中华轿车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中是惟一一个没有世界知识产权纷争的产品；第二，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也是之前搞的。如果说它不好，宝马怎么还会进来呢？
经济观察报：曾经有说，宝马之所以选华晨的原因之一，有你个人魅力的因素。
仰融：有这个因素，但也没有神话到什么魅力，不过我确实是用心来做宝马项目的。
举个小例子，上海申华控股有九个董事，我把九个董事的专车全部换成宝马汽车。当宝马的管理层到上海来谈判的时候，进车库一看全是宝马，问怎么回事啊？我说，世界上你能找出哪家公司的管理层全开宝马汽车呢？他说我讲得不错，除了宝马汽车公司以外，你是世界上唯一的。
我从文化、意识上认真跟宝马合作。中华汽车的四大工艺，全采用德国一流的装备。宝马方面的人看了以后，认为我们的四大工艺跟慕尼黑宝马总部的装备是一样的。我当时想，在中华轿车起步过程中，若能做到与宝马混线生产的话，这对提升中华品质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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