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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我儿子小凯想买辆百十来万的SUV，正好我一个朋友也想买两辆车送人，麻烦你帮忙问问，要求不高，能快点提车就成。”自从认识张先生，笔者总时不时听到他或他朋友要买豪车的消息。

张先生做物流和房地产，属于艰苦奋斗逐步积累起财富的一种人。他的儿子小凯正在读大三，名副其实的“富二代”。记者最早采访张先生，是因为他在2008年北京车展现场买走了一辆天价豪车。而他在提及“圈子”里的朋友时，也总是用汽车作为标签——“有布嘉迪那个李总，开宾利那个王总，上回一口气买了四辆路虎的林总”等等。在解释原因时，他说：“有时候别人介绍不太认识的朋友，我们就从他的车判断，例如有布嘉迪的可能资产就比有奔驰的雄厚。”

可让张先生气恼的是，现在豪华车热销，他看中的车型加价都要排队，“真不知道那些豪华车都给谁买去了。”其实，这个问题好回答。布嘉迪全球CEO Josef Paefgen说：“第一是爱车的人，第二是有钱的人。”有多年豪华车市场研究经验的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林雷有个更准确的判断：“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购买豪华车的消费者大致有三类人，一是奋发向上的商业精英，一是功成名就的富豪，一是享受生活的‘富二代’。”

林雷进一步解释：中国富裕阶层形成时间不长，一般只是到了“富二代”。研究发现，一般到“富三代、富四代”以后，富人的贵族气质才会体现，才不会更多把豪华车作为标签，装点身份。

增速不停

前不久，美国投行公布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富翁人数去年回升至1000万，其中美国仍是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则排名第四，成为2009年全球百万富翁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和这样的数据“匹配”，中国也是全球豪华车的“黄金市场”。从近几年销量数据来看，中国超豪华车（售价高于200万元的车）市场增长迅速，2007年增长一倍以上；2008年达到高点，超过1000辆；2009年经济危机，销量有所下降，为967辆。尽管超豪华车销售量在2009年略降10%，但从各月销量看，2009年其总体仍保持上升态势，增速处在世界前列。

此外，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宏祥给出的数据显示，进口豪华车一直增长迅速。仅今年上半年，进口车增长就高达182%，远高于乘用车市场不足40%的平均增长幅度。而进口车一半以上都是豪华车。

背后“秘密”

另一个怪相随之凸显，汽车市场两极分化严重。今年前十个月的统计显示，销售增长幅度和保有量上升最快的是两头车型，即有优惠政策的1.6L以下排量低端车型和豪华车。

“与西方发达国家豪华车市场保持稳定相比，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已经不是汽车行业销售结构问题，而是反映了中国转型期特殊的社会结构。”

罗仲伟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也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富豪。这些人或者是资本投资者，或者是房地产经营者，甚至像山西煤老板那样，财富迅速积累，而且越积越大。也由此形成了中国两级阶层的分化，即有钱人和没钱人同时增多，中产阶层却并不多。

这与日本趋势学研究者大前研一《M型社会》一书中的情景有相似之处。这本书以日本近20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写出在全球化趋势下，富者增多，且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层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陷下去了。

“判断中国进入‘M型社会’有点夸张，但多少有一点苗头。”早就对此有关注的新华信汽车行业总监郎学红认为，“超豪华车销量迅速增长背后是超级富豪增多，这与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中，财富集中、收入分配公平度相关。现阶段，财富分配向资源性增长方面倾斜，公平度下降。”

郎学红关注到一组数据。2007年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显示，中国为0.469，美国为0.408，日本为0.249，印度为0.368。“通常0.4是收入分配公平度的警戒线，最新一年的数据还没有拿到，但仅从2007年的数据看，中国已经超了，连外界认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才0.368。这也印证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郎学红的另一个判断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尤其是通过汽车市场的反映来看，有点像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

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基尼系数为0.47，随后日本开展了“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使国民收入大幅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汽车方面，日本上世纪60年代汽车工业开始进入发展期，到上世纪80年代基本完成了汽车普及，尔后进入全球汽车强国行列。

“有一天，中国汽车行业也会像当初的自行车一样，普及之后不再是富人身份的标签，豪华车销量的增长也就趋于平稳了。”郎学红认为。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阮平南说：“那一天的到来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时间长短，改变现有资源性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行。否则，资源性增长就会造成财富向资源性阶层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