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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蒋涛 仇克 翁建新

编者按：

表面上，桑塔纳[综述 图片 论坛]谈判的历史似乎已经被讲得很多了，但是其中的细节和真相却仍然没有真实显露。本期口述历史，我们采访上海汽车工业的三位老人—蒋涛、仇克和翁建新，让他们来还原这段历史真相。

蒋涛被称为“桑塔纳之父”。1938年他在华北参加工作，历任区长、县长。1949年南下，当年4月23日过江，他接收皖南新区后，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12月，皖南皖北合并成立安徽省，他调入上海，任上海市委工业部处长，之后在华东工业部当办公室主任，当时部长是汪道涵。

1954年他转到机电工业局，历任副局长、局长，一直干了二十多年。1979年调到上海市计委，后调入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上海大众立项时他全面主持了该项目对外谈判工作。1984年10月任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董事长，1990年离休。现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咨询委员会主任。

上海汽车工业的老同志仇克是河北保定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拖拉机联营公司工作，担任过上海大众项目经理，上海大众成立后任第一任董事长。

我们采访的第三位汽车老人是翁建新。1946年他从上海大同大学（现已并给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曾在科工制造厂搞生产技术，后来生产汽车零部件。1956年该厂合营后，在上海汽车配件厂任技术科长。

1973年，翁建新出任上海汽车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97年任机电一局技术处处长。1998年任副总工程师，参加上海大众项目。项目谈成后，任上海汽车拖拉机联营公司副总工程师，1989年退休。

蒋涛：机遇和巧合

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项目谈判历时6年，从1978年11月开始，直到1984年11月签约，经过了30多次。这6年中，我的工作变动了两次，一次是1979年12月，由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上海机电工业局调入上海市计委；第二次是1982年7月调入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每次工作变动时，上海市政府都发文给相关部门，说蒋涛同志虽然工作有所变动，但作为项目负责人保持不变。所以，到最后，我也总算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前不久，为配合上海车展，“快车道”节目主持人对我做了一次访谈，主要讲上海大众的谈判过程。

目前来看，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得比较快，而且它在全国汽车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上海汽车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应该说它的基础来自上海大众，如果没有上海大众，就不会有今天的上海汽车工业。这是汽车界，包括上海市、上海汽车行业历任领导的共识。

1978年年底，国家为了解决出口创汇问题，决定引进一条轿车装备线，并且要把这条装备线放到上海，改造上海汽车厂，项目计划由国家计委提出。对我们这些搞汽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把上海汽车工业搞上去，但是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发展机会。现在，我们等来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改变上海汽车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

当时我是上海市机电一局局长，上海市委市府确定由我来主持这个项目。我集中了原上海汽车厂的一些主要领导，约20多人，以仇克和翁建新为主。仇克是原上海拖拉机汽车联营公司总经理，翁建新是原汽车厂总工程师。

后来也有很多同志问我，当年上海为什么和德国大众进行合作，而不是跟别的汽车企业合作？最初轿车选型，为何选了桑塔纳而不是其他轿车？实际上，谈判小组组成后，按照中央部委的指示，中汽总公司就邀请国外汽车厂到中国洽谈。当时中汽总公司汽车局局长是胡亮，总管是机械工业部部长饶斌。

我们跟德国大众谈判前，仇克就曾和美国通用、法国雷诺、雪铁龙、日本日产等一些汽车厂家接触过。但这些厂家认为，在当时条件下，中国要搞汽车工业，尤其是搞轿车工业，条件还不成熟，因此积极性都不高。

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要改造上海汽车厂，需要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还希望生产中级轿车。但许多厂家只愿意为我们提供小型车。有些公司就讲得很清楚，他们只能提供即将下马的产品。这样，我们需要的，他们不愿提供，他们愿意提供的，我们又不太想要，所以也一直没谈成。

选择德国大众说来也很巧，也算是个机遇吧。1978年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进行全面考察，代表团团长是周子建，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代表团秘书长是江泽民，时任外事局局长。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国家部委及直属企业职能部门负责人，我是地方工业局的惟一代表。我们考察了6个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西德（德国）、法国、瑞士等。

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中汽总公司通知全球各大汽车集团到中国来谈合作项目时，有的向中汽总公司建议：“如果你们要搞汽车项目，按照国际上的经验，应该采用合资的办法。”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顾明就向邓小平请示，问：“我们这个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合资？”邓小平说：“可以。不仅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这样就一锤定音。

在我们去德国大众考察的头一天的预备会上，国内就把邓小平同志的决定电话告知了我。当时我就向周子建部长建议：“明天要看德国大众，看了后还要座谈。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说国家准备用合资的方法引进一条装备线，看看大众有没有合作的兴趣。”

事情巧就巧在这里：参观德国大众前，邓小平批准可以采用合资的办法，同时，我在预备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代表团并没有具体任务，有个目标当然更好。

第二天，我们看完生产线后，周部长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时任德国大众董事长的施米特马上表态说：“我们正在亚洲选择合作伙伴，现正跟亚洲另一个国家进行谈判。”他又说：“如果中国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愿意放弃跟那个国家的谈判，首先跟中国合作。”

施米特还表示，德国大众不仅愿意提供最先进的产品技术，而且还愿意出部分投资，用合资的办法进行合作。

我记得会议结束后，江泽民同志找到我，说：“蒋涛，你回去后要抓紧落实。第一，要抓紧时间向国家计委和国家有关部门汇报；第二，要抓紧时间向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汇报，请他们支持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们跟德国大众正式合作前的第一次接触，可以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很快，德国大众派代表来华，仇克和翁建新负责接待，双方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中间的曲曲折折，既有我们的原因，也有德国大众的问题。

为什么选桑塔纳轿车？因为当时桑塔纳是德国大众正在研制、还没有上市的一款中级轿车。当时我们提出了两条选型原则：一是中级轿车，而且是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中级轿车；二是这个车适用范围宽，既可作公务用车、商务用车，还可用作出租车。

德国大众按照我们的要求提供了桑塔纳。他们在1982年推出了这款车，1983年我们就在国内组装，当年组装100辆，这应该说是紧跟世界先进水平。

1983年4月11日，我们为上海市第一辆现代化轿车举行了简单的交钥匙仪式。举行这个仪式有两层意义：首先，它改变了中国不能生产现代化轿车的历史；其次，从这辆桑塔纳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轿车建设进入批量生产的希望。更重要的是，目前桑塔纳月产销量保持万辆以上，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辆，可以说是二十多年常胜不衰，这是世界汽车业中极少见的现象，这对我们早期参与项目谈判与选型的同志是个极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