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众桑塔纳   价格:6.98-8.98 万元 车友论坛>> 车型资料 | 车型图库 | 相关新闻 | 养车费用 | 油耗统计

谈判时，我们要求德国方把整个产品的开发技术转让给我们，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合营公司将来要能自己开发轿车。他们原则上同意，但附加了几个条件：一是国家需要量要大，因为开发的钱要摊到每辆车上，如果数量少了就赔本；二是生产规模要大；三是要有开发的钱，其他钱可以跟银行贷款，但开发的钱要保证。

我们的合同很具体。现在的合同一般就只有合资合同和技术引进合同，除了这两个合同外，我们还有很多附件，包括国产化计划、人员培训计划等。另外，刚才老仇也说过，我们的谈判时间长，主要是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细。现在像我们这样的项目，大概16天、26天就能谈成。但过去大家很认真，都怕有闪失。同时，德国人也很认真，他答应你哪一项，就一定要把这方面的事情讲清楚。

由于谈得非常细，所以执行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第一次派了40多人去德国培训，到德国大众技术开发中心，跟他们的开发人员一起工作。我记得有个德国人叫魏智博（Folker Werssgerber），他负责生产，这个人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的培训人员到了德国后，他帮我们安排工作，帮我们找住处，同时，他还提醒我们要把开发中心发展起来。他还帮我们在上海建立了国内惟一的大型轿车新车试车厂，后来，他获得“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

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合营公司希望生产的车子能赚钱就行，从来没想到要合营公司自己开发轿车。但上海大众不是这样，我们双方商量后还同意将销售额的部分用作开发资金，这点在其他合营公司很少见。

仇克：先斩后奏

1962年2月，我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一晃45年过去了。我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在公司分管技术生产，去的时候就试制上海牌、凤凰牌轿车，后来生产桑塔纳[综述 图片 论坛]。

1978年，国家提出了汽车合作项目，要求在原有轿车生产企业中考虑。当时在国内生产轿车的只有上海，年产能约5000辆。我们从1958年开始生产上海牌轿车，20多年里共生产7.7万辆。上海牌轿车仿制的是奔驰S200。

上海大众项目谈了6年，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刚才也讲了，我们在谈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年底到1980年。这两年主要根据国家规定进行谈判，重点是出口创汇、年产15万辆、80%出口。整个过程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条件发生变化，艰苦的两年谈判可以说是徒劳无功。

第二阶段，从1981年1月开始，我们统一口径搞小项目，就是年产3万辆。其中谈得最多也最棘手的就是法律问题。谈判时，国家连个粗略的《合资法》都没有。德国人问我们：“你们连个合资法都没有，怎么谈？”我们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中央，中央也感觉到这是个问题，马上组织小组起草《合资法》。我那时是拖拉机汽车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是费辰荣（现已去世），他参加了这个小组。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台了《合资法》，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合资法》。可以说非常简略。德国人看后说：“如果根据你们的《合资法》谈判，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

举个例子，双方在合资执行中发生了矛盾，协商不妥就需要诉诸法律。根据什么法律裁判呢？德国人就说：“你们的《合资法》太粗，不适用，能否用德国法律？”我们回答说“不行”，因为合资企业是在中国，必须用中国法律。

我们又把情况反映到国务院，国务院说可以把《合资法》再细化。但细则没出来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解决。期间，德国人提出，不用德国法律也可以，能不能用瑞士法律？我们详细了解后发现，瑞士《合资法》实际上是德国《合资法》的翻版，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可以说，这两年每次都谈法律，每次都没谈下来。为此，我还专门请示过顾明。好像是1981年，顾明时任国务院法律领导小组组长。有次我去北京汇报工作，到中南海找他，他那天不在办公室。

打电话跟他确定后，我就到他家里去找他。说明情况后，顾明说：“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也拿不出详细法律来，你还是继续谈吧，反正这个实施条例要搞了，搞出来后可能会好些。”

一直到1982年下半年，《合资法》的实施条例出台，我们就理直气壮地给德国人讲，一定要用中国法律。我记得最后一次在德国狼堡谈判时，他们仍然希望用第三国法律，但我们没有同意。

双方僵持不下时，德国人请来他们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大概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头，他也参加了谈判。谈判中，他问我有何看法，我说出用中国法律理由后，他发表意见时说：“争执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只能同意中方的意见，用中国的法律。”由于他代表政府，事情就这样定板了。

当然这两年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没谈合同，为什么没谈？德国人提出来应该先有基础协议。什么是基础协议？就是一个意向性东西。他们说，基础协议搞了后再搞合同，但这个基础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这个事情我们同样吃不准。我就去请教国家外经贸部，外经贸部开始时说：“我们也没经验，但德国人提出来要有法律效力，你们就答应他吧。”然后我们双方就谈基础协议，从1981年谈到1982年，大的原则差不多已经定下来了。